论科举制度对苏轼人生的影响

北宋科举考试对苏轼所受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苏轼接受的是为科举量身定制的教育,其中以父师苏洵给予的教导和培养最为显著,这为苏轼科举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北宋科举考试对苏轼成名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轼参加进士科考试崭露头角,制科考试闻名天下,科举成功为苏轼日后主盟文坛提供了难得的前提条件。北宋科举制度对苏轼人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北宋科举与文学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取士制度。它产生于隋唐,成熟和完善于北宋时期。科举制形成之后,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唐代科举对文学产生的是一种间接影响,主要是由科举考试所派生出来的行卷制对文学发生直接作用;那么,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科举考试的程序化和严格化,科举制本身便对文学的发展形成直接的制约作用。本文拟从四个不同的时期,论述北宋科举对文学的发展趋向和兴衰的影响,以期对北宋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从考试科目与内容看"科举学"的广博性

科举学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内容具有广博性和现实性.探究种类繁多的科举考试科目和宽广专深的考试内容,既可从一个角度展示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可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美国的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西方,美国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不仅大量的论著涉及科举,而且有多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问世。美国的科举研究内容丰富,最为集中的论题是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以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美国科举学以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对美国科举学概况的述介和评析,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传统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并为中国的科举学提供借鉴。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论语》在唐代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唐代,随着儒学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重新确立,作为孔子思想主要载体的《论语》不仅成为君主理政、选人,臣下对策、议政的依据,而且在中央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及蒙学教育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

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儒学化改造,大致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置立五经博士、重建国家祀典等方面。这些改造虽然是儒学化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渗透在其中的君权力量,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道学形成及道学对儒学影响论略

儒学长期局限于训诂与注疏,到唐末、五代时期,已越来越僵化与衰微。两宋时期,求变思潮成为思想界与政治界的主流。政治的改革,学术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终催化了道学的形成。道学融会佛、道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儒学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使儒学重新走上了独尊的地位。     

拨乱反正、回归元典: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改造纲领

回归原始儒学、重新解读元典,已成为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的现象。顾炎武认为:回归元典,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把被曲解和被遮蔽的元典本旨重新发明出来;这就必须运用一些新的学术方法和规范,如知音考文以读经等,对原有的学术思想进行改造,以正本清源、复归本旨。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刘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描写

刘璋四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经济生活,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人格;二是揭露社会矛盾,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三是批判科举黑暗,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