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译学思想。本文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评析 ,旨在使人们对其更加全面地了解     

中西方译学理论对比浅析

由于文化千差万别,中西方分别形成其特有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本文针对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与西方当代译论的特点进行归纳阐述,对比中西译学理论差异,探讨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继承与发展问题。     

论刘半农早期译诗误读

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刘半农早期的翻译诗歌存在着许多误读,他将抽象的意象具体化、本土化,转换思想内涵,体现出异中求同,在传统诗学与外国诗歌的对观中寻找新的诗歌范式和资源的倾向。早期的译诗经验也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让他走过了一条从创新白话韵文到发掘本土化民歌的道路。     

西方译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西方翻译研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断开拓与创新,从而发展到当今百花齐放,学派纷呈的局面。其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时期、近代时期、现当代时期。     

通往巴别塔之路——论中西译学传统中的相似性

翻译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不论其作用于哪两种语言,目的都是要把一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信息通过一定的程序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任何语际间的翻译都必定具有许多人类共同的属性,其中最深层、最根本的东西必定是跨民族、跨语言文化的,因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从比较译学的层面,对中西译学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两者虽然分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但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了许多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翻译理念;认为对之加以研究,可以因此而获得对翻译和翻译学的更加本质的认识,有利于不同译学传统之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从而促进译学研究在本世纪的更大发展。     

厘清中西译学源流，构建中国译学体系——张柏然比较译学观探析

张柏然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参照,探析中国翻译理论的民族特点。他的比较译学研究主要围绕追溯中西译学根源、梳理译学现代发展、打造中国特色译学理论三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辩证地吸收西方译学研究成果,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为构建普遍翻译学作出贡献。张柏然在构建中国译学的理据探索和论证中,体现出少有的开创性、前瞻性和世界性。他的比较译学理论始终把握和放眼中西译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古今参照,中西融通,不仅打造“民族特色”,更为普通翻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简评《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兼谈引进西方理论与译学创新

张美芳教授的新著《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是一部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解决英汉、汉英翻译问题的优秀著作。作者在该书中强调，描述性研究应在翻译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翻译的文本研究应突破传统的词法、句法的研究向语篇分析发展；译文功能是影响作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该书所提供的研究方法给中国学者如何借鉴西方理论来解决英汉、汉英翻泽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意识形态建设的哲学反思

新时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的需要,还是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的必然要求。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不可译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四个传统阐释

不可译性不仅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现代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20世纪西方哲学的四大传统: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对不可译性作了探讨。该文基于西方现代哲学的这四大传统,对《渡荆门送别》的汉语版本及三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指出这首汉语诗歌在进行英语转换时存在的不可译之处,进而表明不可译性在语言之间客观存在。     

不可译性的哲学审思

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既由于语言的个性而相互对立，又由于语言的共性而相互统一。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不可译性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向可译性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是解决不可译性现象的重要方法。     

中国当代译论对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

用典型实例揭示当今中国翻译界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中国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问题(如真伪莫辨、引征不确、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等),剖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的危害,呼吁中国翻译理论工作者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建构中国翻译理论。     

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

随着“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近十来年间,一批译学辞书在海内外陆续出版,这既是建构译学的迫切需要,也是译学建立的重要标志。从译学辞书产生的背景与基础、类别与实例、功能与意义、问题与缺陷,以及前景与展望等几个方面探索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界定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既然如此，就应该既要把它当作我们的指导思想来对待和研究，又要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和研究。过去，我们只把它当作指导思想即意识形态来对待，常常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有意或无意地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本文主张，必须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     

张艺谋电影研究中的误读辨析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审美主体的不同,很难避免误读的出现。无论古今中外,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误读史。误读大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审美主体由于不理解产生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包含着“正误”与“反误”;一个是审美主体的创造性误读(misreading)。这两方面的误读均出现在张艺谋电影的研究中,它既丰富了张艺谋研究,又不可避免地遮避了某些深刻思想的传播。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一方面要借鉴已有的翻译史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参考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陈荣捷英译哲学典籍的杂合特点探究

借助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理论,分析了旅美学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指出其译文在语言、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既具有汉语语言文化特质,同时也具有英语语言文化特质,表现出典型的杂合特征,对促进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新世纪我国译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分析我国目前译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新世纪我国译学建设的几点思考:融合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的精髓;加强跨学科的渗透研究和多种思维模式的互补;重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注意术语规范化以及加强翻译教学的研究和改革等.     

中国译学建设的融通之道: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探析

面对新时代翻译行业的挑战和翻译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国译学界产生焦虑情绪。作为新时代译学建设的领军先锋,张柏然教授倡导立足传统,坚守本土,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中西融贯。他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源泉,依循“传统定位—西学反思—融通自立—打造特色”的路径,形成由“变化观”“适切观”“融合观”组成的“三观合一”的翻译美学思想,其中,“变化”是本质,“适切”是缘由,“融合”是目标。张柏然教授的翻译美学思想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指导性,可指引我们进一步反思,探索前进之道。循此体系,不妨以共性为译学研究本体,以“和而不同”为理论追求,以“比较调和”为研究方法,以“天人合一”的融通之道描绘一幅“译学太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