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不能与抱残守阙的复古守旧观等量齐观."整理国故"思潮中所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立即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文论的"拼接"方法

作者从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拼接”方法。包括：一是学科资源的拼接，二是持论宗旨的拼接，三是关注视点的拼接。通过对于这些拼接状况的梳理，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论观点体系的同时，也了解其在学科体系方面的特点，这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一种应有姿态。总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论时，不只是应该关注这些具体观点方面，还有必要研究观点背后的生成背景，拼接方法就是这种背景之一。     

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元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与现代阐释问题,也就是通常表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已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观念,所受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     

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野

海外华人学者在中西文化交融、中西比较诗学语境下对中国文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的阐释与研究,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战略意义的课题.这一研究,不仅开启了一扇研究中国古典文论、中国古典美学的“南风窗”,为目前的文论研究吹进一阵清新的海外之风,而且对我们所热议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参与,提供有了力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国文论的源头活水和文化本位.     

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

中国古代文化很大一部分融合在经典之中,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变革,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王弼的玄学并不是通过自创得以建立的,而是通过对于经典的阐释得以建成。在这种阐释过程中,化入了他卓著的思想智慧。王弼善于寻找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点加以调和,同时,也大胆地进行重解。通过其思想与智慧的运用,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重新确立了新的人格范式与情性伦理,从而使六朝文论有了新的形而上之精神蕴涵。通过阐释智慧的角度去认识王弼哲学与六朝文论的生成,是大有意义的。     

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

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转型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推进密切相关.新世纪文论的问题域表现在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方面,全球化、跨文化、跨学科是其突出色彩,现代性是各问题域的根基.在统观的基础上对转型文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概括,将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反思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值得反思的学术领域,因为古今中西的学术旨趣、价值观念都在这里汇集、碰撞。在人们普遍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并普遍接受西学影响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这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建立本身就充满了悖论。在价值认同受阻的情况下,科学主义倾向就自然乘虚而入了。这也正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失误之处。     

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引入及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破除与解构僵化思维及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中心"的强制阐释运思模式与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解构策略上,也体现在它所谓的"建构主义"重建思路与"关系主义"重建思路之中。而这也使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重建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相疏离,并表现出自身理论构建的无力与不足。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从认识论根源入手,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对现成理论结论的文献式演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根基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促进自身理论的健康发展。     

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

对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而言,古代文论是重要而丰富的本土资源.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有三个:一是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阐释;二是古代文论精神的现代传承;三是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现代阐释时,既要坚守其"历史的真实性",探求"本义";又要结合当代语境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实际,注入新义,体现出阐释主体的学术立场;要细读文本,重新开发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揭示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和生成演变轨迹,并在学理层面上予以传承,使其能够与当代文论相会通;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古代文论进行现照与整合,既以中译西,又以西释中,在中西文论的互照、互译和互释中实现有机融合.     

文学批评理论的主体间性转向

美学的演变带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变迁。在客体性美学框架下,文学批评理论基于“再现说”,强调现实对作品的影响,批评是针对文本的客观解释与评价。主体性美学的确立,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转型,文学批评理论基于“表现说”,批评转向对作家的研究、评价并强调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对作品意义的决定作用。主体间性美学确立后,批评基于“对话论”,批评是阐释者与文本的沟通、理解,强调批评的历史性。     

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然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即"自性".但是来自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学活动现象两个方面的"召唤"使得文学理论在"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之间徘徊不定.本文即通过剖析这两种"召唤"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来探讨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韩非辩学思想新探

在"辩即逻辑"的传统研究模式中,韩非的辩学思想被简单等视于西方逻辑,本文认为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不仅深刻揭示了当时论辩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辩言的标准,而且他的"矛盾之说"揭示了关于正确论辩和思维不矛盾原则的精神实质。     

谶纬言说与中国文学意象论的演进

谶纬除过在题材、想象、虚构,以及叙事等方面影响了彼时的文学,尚在文学、美学层面“意象”的形成、演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思辨层面.谶纬之天文、地理、人事、祥瑞、灾异等言说及其意义解读的“象告”与“言象”之言说方式不仅依托于《易》等汉代经学在哲学性层面,也在文学观念性层面引导人们加强对“意、象、言”关系问题的探讨,使得天人感应、主客交流的内在属性及观念性、想象性辨析趋于深化和凸显,从而完成了经由《易》之意、象、言,王充首次“意象”合用,荀粲、王弼之“言不尽意”论的过渡与铺垫,直至刘勰“窥意象而运斤”为标志的审美层面“意象”论破茧而出的演进过程,并具有了类似于后来章学诚所谓“人心营构之象”的含义.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谶纬、意象、天人等关键词以及汉魏晋文学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到艺术世界赖以发生的媒介、过程和特点.     

《文心雕龙》"风骨"说新论

"风骨"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历来对它的解释可谓是莫衷一是.作者对关于它的一些重要的说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它产生的哲学根基--气化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初步看法.     

中国文论中“才”“法”矛盾的解决方式

"才"和"法"这两个文艺创作论范畴有着天然的矛盾.中国古代文论家为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方式.尚理法者,不大胜也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这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解决才法矛盾的最常见思维方式.大部分理论家则认为最恰当的创作原则是"敛才就法".相对于"敛才就法"理论的保守,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敛才于法"的观点则体现了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论语·侍坐》真实性献疑

<论语>里的<侍坐>篇,有生动的故事情节,与全书的"语录"体例大异其趣.它不是生活实录,而是艺术虚构,堪称中国古小说萌芽.如果以生活实录的标准来衡量,它在情节上有不少硬伤,在思想观点上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但是,朱熹等宋明学者夸奖狂士曾皙,宣扬<侍坐>的玩世态度,把"各言其志"误读为各言其乐,以休闲娱乐取代儒家的人生之"志",其消极影响于今尤烈.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由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创办,旨在介绍中西文化及宗教事业调查研究,兼及社会新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引发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爱国人士的民族感情和救亡热忱。《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中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