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末年"银贵钱贱"加剧原因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清中期货币流通领域出现的失衡现象--"银贵钱贱"在道光末年的变化及其原因.并从"银贵钱贱"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入手,在对道光末年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情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其加剧的原因.指出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的加剧既是嘉庆初年以来因银圆冲击和鸦片走私引起白银大量外流情况的继续所致,但更主要的是在近代新的历史背景下,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从一个侧面论述鸦片战争及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迁实现机制——基于交换媒介属性的思想史考察

晚明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古代货币史的重要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货币思想层面的分析.提升交换效率是货币制度变迁的思想诉求,流通性与稳定性是货币思想的考量要点.晚明之前,铜钱与纸钞均无法同时满足流通性与稳定性的要求,流通货币形成了一个“循环困局”.外银内流的偶然事件突破白银流通性不足的瓶颈,催动了白银货币化的必然发生与“循环困局”的破解.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迁建立在一个互利互制的利益协调基础上,强化了社会成员选择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一致意愿.     

两宋"以银计价"史料考释——宋代白银价值尺度职能补论之一

宋代300多年的历史上,"以银计价"的现象由微至显,逐步发展.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于零星、偶然.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     

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以唐宋之际白银的生产和加工发展为前提,白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晚唐时出现了不少民间用银的记载.入宋以后,民间使用白银器饰的禁令被解除,白银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消费品.相应地,人们对白银的认识不断深化,揭开了长期蒙在白银上的神秘面纱,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大发展.而白银使用的发展,是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的必经阶段,继此之后,宋代的白银货币化才正式展开.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正常的货币经济现象,国家却应对失效.伪银流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白银化的功能.     

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

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王文成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宋元以前铜是最主要的币材,而宋元以后,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与白银相辅而行。宋元时期,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货币化的关键...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思想家反对用银的倾向

明中叶以后,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白银流通的扩大和深入,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社会矛盾。不少思想家只看到后一方面,因此对用银缺乏好感。从明中叶到鸦片战争时期,批评用银成了许多思想家的共同倾向之一。 穆宗隆庆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总督蓟辽侍郎谭纶说: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公元5世纪至7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农业生产探析

公元5世纪至7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百姓个人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变化，原来普遍存在的占田颇具规模的现象逐渐消失，百姓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大为缩小。当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粟的种植最为普遍，其次是糜和大麦，属于典型的旱作农业类型。桑树、葡萄、枣、棉花等非粮农作物生产在农业生产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或以桑的种植更为广泛。本文还从施肥、水利灌溉、农时观念等方面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补充研究。     

17～18世纪西洋传教士在安南的活动

明清时期安南属于天主教澳门教区,在16世纪,传教士一直未能在安南展开活动。日本发生教难后,澳门传教士利用安南的国内矛盾,顺利在安南开展传教活动。后因文化的差异,安南逐渐实施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使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很大的挫折。即便如此,传教士仍以其坚韧的毅力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其传教事业,并对安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同领藏传佛教格鲁派。清中叶以前的历辈达赖、班禅均能彼此相安,和好相处,各执领地。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在多方因素的制约下,双方产生矛盾并不断升级,最终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其矛盾演变结果,对近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域苏非派早期发展(10-13世纪)

喀喇汗朝、西辽与蒙古西征至察合台汗国初期是西域苏非派从初传向兴盛的过渡时期,本文论述了早期苏非派在西域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述了其特点。     

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10-15世纪)

本文分三个部分陈述了公元10-15世纪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情况第一部分所述是10-14世纪,伊斯兰教在该地区流传时停时续,传播速度极其缓慢;第二部分由14-15世纪,伊斯兰教与佛教由相互并存到逐渐取而代之;第三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占居统治地位后继续向东的扩展.文中还分析了10-15世纪吐鲁番伊斯兰教传播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

10—13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的演变和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又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三大板块虽然各自独立,但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     

20世纪初与世纪末的非写实小说高潮

20世纪初晚清时期和世纪末新时期出现的两次非写实小说创作高潮,集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精英面对现实的现代性焦灼情绪,世纪初的焦虑来自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世纪末的焦虑则来自人性的缺失危机.这种非写实叙事既开启了20世纪小说的功利性叙事,也开启了世纪末多元化叙事,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重深远的影响.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