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罪犯的改造——白茅岭农场调查报告

1990年4月上旬,在上海市劳改局管教处的安排下,我们到远离市区270公里的以改造罪犯为主要任务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社会调查。白茅岭农场地处安徽、浙江、江苏三省交界处的广德、郎溪山区。经过上海市公安、民政、司法部门干警和职卫的长期开发与建设,这里已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小上海”。上海附近被称为“小上海”的城市很多,常州、无锡、苏州、南通都有这个美称。相比之下,我认为,白茅岭这个“小上海”更加名副其实。你     

上海的“金枝玉叶”

“上海这块地方．自来就盛产两种东西：暖晾的流光溢彩的故画和衣香鬓影里的红粉佳人。”于是，有关上海的电影，都力求能拍出旧上海繁华香艳的故事，还有窈窕旖旎风情万种的上海女人，可能是个巧合吧，这些并非来自上海的“上海女人”却真正在声光电影中成为经典。梅艳芳、张曼玉、赵雅芝．李嘉欣……她们摇摆着腰肢和眼神．穿过我们梦想中的上海。在她们身上，一样的上海，风情却不一样．或温婉，或细腻，或魅惑，或矜持。每一个都让人不忍抛掷，留在心中细细回味，而这些“金枝玉叶”也都认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只有以旧上海为背景才能最极致地展现……     

透视"新贫族"的消费观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作了一次调查 ,此次调查地区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青岛、哈尔滨８个城市 ,以随机抽样方法发放问卷６５００份 ,回收有效问卷５１００份。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２６岁至３５岁这个领导市场新潮流的群体中 ,相当一部分人是都市里的“新贫族”。他们拥有最现代化的消费品 ,常常和朋友光顾高消费的休闲场所 ,但他们手头能拿出来的钱还不如那些靠紧巴巴的收入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多。社会学家给这个新兴消费群体起名为“新贫族”。“新贫族”产生的背景“新贫族”是我国近年来在“扩大内需 ,拉动消费…     

上海影评群体的社会观照

1 上海影评群体崛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态新时期十年的中国电影以其迅疾的步伐建构了从复苏、发展到超越的巨变历程。上海的群众影评紧紧追踪、扫瞄电影,从开始时群众的自娱性活动到建立一支全市范围的有层次有理论的队伍;从传播电影文化到宏观地观照电影、把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予以考察研究,也已走过了光荣的十年,初步构建出了一个新格局。上海群众影评的兴起和发展依傍于十年中社会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开放,“八面来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电影在其它姐妹文艺迅速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都有关于这座城市不同程度的记忆;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化为动词,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本文集中探讨如何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并指出“北京学”研究虽然在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但相信这个领域将更有发展潜力。     

道不尽的上海男人

上海小男人“上海”的含金量无可非议,锌锌铁骨的“男人”同样刚强伟岸。“上海”和“男人”分开来,无可置疑的都是一个好词,合在一块的“上海男人”则就成了马尾巴串成的豆腐。在许多人眼中,“上海男人”被剔除出了男人行列,相对较多的归类版本是“你们上海男人”。在这个百说不厌的刺人话题中,看不出潜藏的恶意攻击,但往往令上海男人图穷匕首见,一些上海男人像当初否定自己是上海人那样开始否定自己是上海男人。在许多妻子虐待丈夫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阳美是受虐的主要原因。盛名于世的“上海男人”,实际上就是“阳衰”的代名…     

充满“恐惧”的生活爆发活力

上海有家杂志，曾以“我们拥有多少财富才能消除对城市的恐惧”为题，邀请各方人士座谈。用“恐惧”来描摹当今的城市生活，不失为一种角度，实际上映照出的就是城市人的生存发展能力。所谓“恐惧”，实际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担忧，一种生存焦虑，这种焦虑越普遍，这个城市爆发的活力就越大。城市生活，“焦虑”底下是一个竞争的问题，是一个财力的问题，在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有竞争，就有风险，每个城市中生活的人都处于这种时刻的风险之中。对于城市中的一切人来讲，风险是一种常态，对于富裕者，尽管他们腰包鼓实，但并不因此高枕无忧了，…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上海妇女地位特征分析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女工、知识妇女最集中的地方,上海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使上海妇女呈现出鲜明的都市风格和“海派”特征。研究和考察上海妇女地位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上海妇女的今天预示着大多数中国妇女的明天和未来。一、上海妇女的经济地位上海妇女地位的“海派”特征首先表现在她们具有丰富的社会角色和多彩的职业形象。在上海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她们是名副其实的半爿天,以投身工作、贡献社会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妇女的就业状况总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上海工商     

“绵绣中华”的成功与上海旅游景观的失落

一个城市的旅游景点是既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又是筑巢引鸟的“巢”,更是城市商品经济迈向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产品。 如今:轰动全国,日流量为2万人,累计接待游客已近二个上海市人口数的深圳“锦绣中华”景点,原是上海的方案、上海的设想,然而却在上海夭折?景点竞争激烈的北京,古迹林立却建成一个微缩景观“北京世界公园”。试营业的23天中,游客累计54万人,平均日客流量为2.3万人,门票收入883万元,公园其它收入也极为可观,仅以胶卷而言,其半天最高销售数为1万个!北京舆论媒介评论说:世界公园的建立,系北京丰台人民完全借鉴了“锦绣中华”的成功之道,建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统一的最佳效益     

关于评“好丈夫”的几点理论思考

“好丈夫满街走,男子汉哪里有……”这几个月来,这个配合评选“好丈夫”活动的主题歌响彻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评“好丈夫”是带有很大普遍性的一项群众活动,目前已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这个活动中,如果增加一些理论思维,也许会使这个活动开展得更为全面、更为有效。一、几个理论根据评“好丈夫”,或是评“好妻子”,都应该以婚姻家庭理论来指导,有关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

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杭州究竟是否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另一种是实际否定:“一九二○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这里明显地没有提到杭州,当然也并未完全排除在上海等六地以外,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我认为弄清“一大”前是否存在“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研究我党早期历史,尤其是浙江地方党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粗略考证如下:     

寅次郎和安次有什么关系?——对《浪花之恋:寅次郎的故事》和《蒲田进行曲》的社会学分析

这是两部当代日本电影,寅次郎是第一部电影中的主角,安次是第二部电影中的主角。用现代文艺的说法来表达,这两个人与其说是“主角”(hero,原意“英雄”),倒不如说是反主角(antihero,反英雄)。因为在传统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几乎都是十全十美的伟人、奇侠、才子佳人或侦探之类,所以“英雄”和“主角”两词在英语中竟是合一的。显然寅次郎和安次不是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主角,他们是普通人,他们所作所为毫无“英雄”气息,他们的生活情景就如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的中间;然而,他们又是夸张的,就象阿Q一样。他们也如同阿Q一样,身上洋溢着一种广义的英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使他们当之无愧地担当文学电影乃至绘画的主角(英雄);也如同阿Q一样,我们在许多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安次:一个以“无主体性”来求生的人安次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跑龙套角色,从纯     

上海小刀会与宁波双刀会

1853年9月,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小刀会举行武装起义,杀死知县,活捉道台,占领县城,消息传开,浙江宁波双刀会积极准备响应。上海小刀会与宁波双刀会关系密切。自闽南小刀会由福建人传至上海后,停留在沪的大批失业或面临失业威胁的航运水手、特别是福建的水手,纷纷加入。1853年5月下旬至7月间,由于受到太平军攻占南京和闽南小刀会夺取厦门等地的形势的推动,这个组织便同沪上如天地会以及宁波帮等其他不同会党帮派,组成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在闽南小刀会传往上海的同时,这个组织也在宁波一带的劳苦人民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因为小刀会也称“双刀会”,宁波这个秘密团体便名为“双刀会”。它以鄞县(治今宁波市)     

德国电视中的性电影

联邦德国(原西德)是性开放的国家,几乎所有店铺都能买到色情刊物。性商店不但在城市的红灯区,而且在车站、码头以及商业中心附近都有从事赤裸裸的色情买卖;有线电视集色情之大成,毫无顾忌地反复播放;无线电视虽然面向大众,但并无性的禁区。对于德国无线电视台播出的性电影,通过建立在一定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可以从影视这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德国的性电影状况以及“性革命”趋势。     

上海文明与都市襟怀

上海市新任市长徐匡迪，在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九次会议上，与上海代表谈论上海如河成为国际大都市时，侃起了“上海人”这个话题。徐市长说：“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这点，我有切身体会。记得1963年，我刚到上海工作，那时我不会讲上海话，一次到百货商店买东西，听不清营业员极快的上海话，再问她，嗨，她便不理我了。”徐市长认为，其实上海人不要老是乡下人、外地人的，200多年前，上海其实是典型的乡下，松江、苏州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城市。上海的发展其实离不开外地人的支持，纺织业就靠无锡人，金融业靠宁波人。什么时候外…     

从“流动”到“震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城乡关系及其物质批判(1978—2010)

“城—乡关系”在中国电影中往往被表现为物的充盈与物的匮乏。20世纪80年代，电影中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可以让进城者自由流动的渠道，两者都是不完美的生活空间。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开始从银幕中渐次消失，而城里人则开始出现因物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生活经验处于震动状态之中。这可在《任逍遥》《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中找到验证。即使在乡村电影中，乡村也是作为城市化的背景或对象而出现的，乡村生活经验是城市生活经验的延伸。以人的分配(城市化率)和物的分配(城乡居民收入差)为代表的城乡关系，可以作为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电影代际分界的标准。     

阿米什人:现代社会最后的“古代”人

正他们从未将自己纳入“世俗世界”中,不仅不使用现代发明,也不看报、不参军、不买保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丹尼尔·威孚已经52岁了。他从未开过车、看过电视,更不必说使用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了。多年前,威孚曾看过一次电影,但这件事他耻于在其他人面前提及。“我并不为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而感到骄傲,”他忏悔道,“因为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上海国际电影节:向世界讲述中国光影故事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6日开幕。19年前,一批电影人披肝沥胆,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成功创办了中国首个国际A类电影节。19年后,2012年的初夏,第十五届上海电影节再度拥有一个星光熠熠的开端。这是一场纯粹的电影聚会,也是上海这座与中国电影血脉相连的城市,为世界奉上的一场光影盛宴。素有"亚洲第一毯"之称的开幕式红毯迎来了好坞男星艾伦·艾克哈特、韩国影星韩彩英、日本明星福山雅治、常盘贵子,以及周润发、成龙、梁朝伟、张柏芝、赵薇、钟丽缇,林志玲等400多位中外明星。今年     

建设东方世界城与上海郊区城市化

文章认为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国际大都市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看 ,目前在上海郊区蓬勃展开的以“一城九镇”为主要标志的郊区新城建设 ,决不是一项仅仅与郊区农村有关的孤立的事情。实质上它是把上海建设成为符合 2 1世纪要求的世界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与上海经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十分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