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减少贫困已经成为启动西部开发的首要动力 ,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则将成为检验和衡量西部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密集分布区 ,贫困面大 ,贫困度深 ,脱贫难度大 ,返贫率高。针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 ,在反贫困的战略选择上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援助 ,即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 ,实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 ,反贫困战略的目标要瞄准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 ,使贫困人口成为反贫困的直接受益者     

贫困地区人口健康存量与减缓贫困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四个调研县的数据调查资料为背景,定量地评估与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的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存量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贫困地区人口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农户健康存量普遍不高的现象： 不过,实证研究还显示,个体健康存量与其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农户脱贫致富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提高农户健康存量是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点。     

中国西部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城市贫困已成为我国现今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在对贫困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城市贫困现状的分析,揭示出其产生和扩大的深刻原因并由此提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原因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本文首先从地域、人口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战绩几方面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进而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政策效果以及贫困人口的人文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贫困的原因,认为虽然造成区域性少数民族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区域发展的滞后,但在摆脱贫困的难易方面,政府提供的脱贫服务和民族人口的人文制约因素则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状况的基础上,研究了西部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相互作用的形式和后果,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西部地区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基于自我发展主体视角,构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测度2006—2010年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政府、企业、家庭以及区域整体协同性较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会提高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但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城镇化会抑制政府和家庭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强化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但会抑制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会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创新能力.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出生缺陷干预的实践

本文介绍了甘肃省开展“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基本情况,总结了取得的经验。     

西部地区聚居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分析

本文利用 2 0 0 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西部 41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进行了分析研究 ,其特点是高素质的民族少 ,低素质的民族多。因此尽快解决“教育贫困” ,进一步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民族地区城镇贫困动态演化与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本文利用FGT贫困指数对2000-2011年民族地区城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了测度．分析了民族地区城镇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并利用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以及贫困指数的Shapley分解。研究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益贫性问题。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城镇绝对贫困持续缓解,但受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体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性和外部冲击敏感性。在制定和实施同质性减贫政策的同时．应该凸显贫困人口内部的异质性。同时,构建对本地城镇贫困人口更为包容和稳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未来民族地区实现城镇减贫的关键。     

收入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8个省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城市和农村在1989~2004年间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减贫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水平在这一期间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贫困率.沿海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上升最快,其次为沿海城市地区.在这个时期,收入的不平等也在扩大,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抵消了一部分由增长带来的减贫成果.通过对收入决定因素的分解,作者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进程间的动态联系——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和贫困的收入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进程之间关系的统一框架。文章着重探讨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对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的影响,并以中国农村为例,来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及政策含义。     

中国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城市贫困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2003年“城市贫困课题组”在抚顺、合肥、重庆开展的城市贫困与儿童救助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和概括了贫困儿童的教育基本状况,使用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了贫困儿童年龄、性别,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对贫困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及作用方向,深入探讨了城市贫困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及城市贫困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尝试针对构建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和建议。     

Poverty,Inequality, and Ferti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 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Global poverty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over the past decades.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accompanied by rapid improvements in demographic outcomes, such as falling child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Yet, recent theorizing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the causes of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has mostly omitted demographic factors.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by testing for effect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povert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or 140 countries, we document a strong effect of lagged fertility on country-specific poverty rates. This effect is robust across several specifications and data sets. It appears to be stronger in countries with larger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the early transition stages. The proposed mechanism behind this result is a “Kuznets curve-type” expansion of fertility inequality at the onse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e conclude by calling for a stronger inclus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the distribution-sensitive analysis of global poverty.     

私人转移支付与农村反贫困

文章利用中国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私人转移支付的决定因素及福利影响。处理效应模型、双变量Probit模型和回归分解的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具有利他动机,弱势农户更易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私人转移支付对接受者的支出、贫困没有影响,而对储蓄有显著正向影响;私人转移支付在缩小接受者和非接受者的福利不平等方面作用微弱。     

中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

文章利用1999年住户抽样调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城市失业率、贫困率及基尼系数,并预测今后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失业率较政府公布值高出近3倍,特别是“下岗失业”问题尤为突出。(2)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加剧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3)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4)居民的收入分配在持续恶化。文章还指出,依据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尚处于基尼系数上升时期,因而在达到峰值之前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这有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安定的因素。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中国教育贫困测度及模拟分析:1982—2010

运用FGT指数,对1982—2010年我国教育贫困进行测度、因素分解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教育贫困各指标下降明显,但下降的幅度和速率各不相同,教育贫困强度降幅最大,降速最快,其次是教育贫困深度,而教育贫困发生率降幅最小,速度最慢;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都能缓解教育贫困,但教育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主要因教育发展所致,而教育贫困深度和强度的变化则主要由教育资源分配引起;教育贫困各指标对贫困线的变动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教育贫困强度最敏感。     

Financial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Worldwide Evid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There is a burgeoning literature on wealth in the rich world.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top. This paper shows that assets can also matter for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