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影响

17、18世纪的清教运动发端于英国 ,兴盛于北美大陆。作为新英格兰最早的移民 ,清教徒以自己的宗教思想实现着他们的理想 ,对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对后来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伦理道德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帝的命运:从现代到后现代

上帝与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主题。近代以来,上帝与理性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现代,理性的确立迫使上帝逊位;后期现代,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了上帝之死。但上帝的缺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找回上帝成为西方精神领域的急迫任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试图在确立"后现代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复活"上帝。     

赌上帝存在:从帕斯卡到戈德曼

为了恢复信仰在理性主义时代的个人生活中的地位 ,帕斯卡第一次把一种非理性的论证方法———打赌写进哲学史 ;在戈德曼那里 ,打赌的意义被拓展为整体性的要求 ,成为一切辩证思想的根本     

公民概念的历史维度及审视

公民(Citizen)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是个重要的问题,它体现为权利义务观的政治学概念,也体现为与公民德性及社会生活目的论相关联的哲学概念,它的发展,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公民权利思想的不断普及紧密相关。时至今日,公民不是宗法社会和等级社会中的臣民,也不是近代商业社会或西方早期市民社会意义上的纯粹经济人,而是经济人、政治人和道德人的统一。所谓公民,就是凡得参加政治事务、司法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统治机构的人们,即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自主权利并平等参政的社会共同体成员。     

公民意识内涵:公民现象的反思与公民特质的认同

在一般意义上,公民意识是关于公民现象的反思和对公民特质的认同;在具体意义上,它包含四个方面,即国家观念、私权意识、主人意识和公共理念;上述四个方面又可以展开为这样几个要素,即"爱国主义"、"私人性与自主性"之观念、"国家客体、契约纳税、公权民授"之意识以及"集体、志愿、公益"之精神.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社区公民治理的新视阈:基于强势民主理论

对依赖于共同体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对社区公民参与治理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社区是实现强势民主所需的现实共同体,以公共审议和共同行动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参与治理也是公民接受教育的过程.地方层级的政治参与在培育有能力的公民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参与此过程中的个人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公共的公民,乃至这种能力意识将会逐级扩展到全国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势民主.     

公民意识的形成规律论析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公民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身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与理性认识.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研究公民意识的形成特征、分析公民意识的形成规律,对于培育公民意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特权到普遍性权利: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扩大

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是占社会少数的富裕的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公民的选举权受到了种种限制,主要包括财产资格限制、宗教资格限制、种族限制、性别限制、年龄限制、居住地和居住时间限制、甚至品行限制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战争以及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对选举权的不合理限制被逐渐废除,使选举权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转变为所有成年美国人普遍享有的一项权利。美国在废除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确立成年男性选举权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然而它却是最后一个实现真正普选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当代美国,在选举权扩大的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程度却持续降低。这是美国公民选举权扩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     

发挥社区组织在发展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从提升社区公民意识开始

本文认为,公民意识的提升是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在和谐社会中的前提,社区组织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之一,其自身所具有的组织特征和价值追求的优势,在提升公民意识、推进和谐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社区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如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的有限的制约.因此,文章提出,社区组织应明确自身存在的最主要价值和意义,注重在活动中在提升公民意识,与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

进入21世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被改革家视为创新的复兴实验过程。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对公民治理成长之基本现状进行解析,接着针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因素中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作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并在详细解析的基础上尝试探寻社区中公民治理的真实图景及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深层原因,期望可以为我国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治理的成长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草根社区中不断成长的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底线伦理建设与道德培育:从政府到公民

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中,诚信是其基石,也是社会的底线伦理.而在诚信之上,公民道德建设拥有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由于不同层次的伦理道德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从底线伦理建设到高层次的道德培育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肩负起捍卫底线伦理、引领良好道德风尚的职责;公民则要在现实生活中严格践行底线伦理,在提高个人品德、维护社会公德、弘扬家庭美德、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努力承担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社区公民文化发展为表征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初探

文章通过对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教育、社区及公民文化等概念研究的回顾,分析了目前国内民族团结所处困境和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误区,结合学界相关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以社区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观点,阐述了社区公民文化的表征及实现路径。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公民意识教育:现代教育的重要维度

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现代化是与国家的民主化相伴生的。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动离不开现代教育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意识为国家民主化进程提供动力支持和政治保障。由此,公民意识教育构成了现代教育的重要维度,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旨。现代教育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等途径实现的。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

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 ,我们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 ,在改革中遭遇了历史性瓦解。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 ,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 ,并在农民面对灾难而向自身寻求保护资源时得到了增强。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 ,开始了其“公民化”进程 ,使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 ,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认同:新疆政治文化转型刍议

实践证明:公民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有着天然的契合,政治文化转型有利于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政治文化"不利于国家认同。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风险化的时代趋势,新疆传统政治文化面临挑战与危机。从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型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