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惩机制下制造商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

本文分别建立了集中式决策,无奖惩机制的分散式决策以及奖惩机制下考虑制造商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通过逆向归纳法对三种情况下决策变量的求解与比较,分别得到了闭环供应链的回购价、批发价、零售价及回收率。研究表明：与无奖惩机制下的分散式决策情形相比,政府奖惩机制能有效引导制造商降低新产品价格、提高回收率、增加闭环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利润,同时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的利益;奖惩机制下主动回收废旧产品的制造商利润增加,不回收的制造商利润降低,有效引导了制造商的回收积极性,同时回收商与零售商利润的增加也提高了她们参与闭环供应链的积极性,进而使得整个闭环供应链的成员企业有效协调。     

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与税收——补贴机制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政府奖惩机制和税收-补贴机制对于提高逆向供应链回收率的有效性,运用动态博弈论方法建立了逆向供应链的三个回收再制造决策模型,即无政府介入、奖惩机制下以及税收-补贴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决策,并比较了三种情形下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三种情形下回收率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增加而提高,其中奖惩机制下的回收率最高;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利润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增加,其中奖惩机制下利润提高的幅度较大;制造商的回购价格随着奖惩力度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单位补贴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下降。通过对两种机制决策结果的比较发现,奖惩机制对引导逆向供应链成员积极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比税收-补贴机制更有效。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不同政府决策目标下逆向供应链的奖惩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的三种决策目标,研究了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设计问题。分别建立了有无奖惩机制下的逆向供应链博弈模型,得到了政府奖惩力度的均衡解,并对求解结果进行比较,讨论了管理意义,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结论并进一步仿真分析了外生变量对决策变量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奖惩机制不仅能够提高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率,还能降低新产品零售价,提高回购价,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提高;奖惩力度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而提高,政府应根据制造商产品的市场容量大小制定奖惩力度而不是对所有制造商制定统一的奖惩力度;政府应综合考虑全社会福利和废旧产品回收带来的环境效益,这样能较好地提高逆向供应链的回收率。     

考虑政府引导的电子类产品逆向供应链奖惩机制设计

本文研究了电子类产品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问题,讨论了奖惩机制的最优参数。建立4种情形的决策模型并比较了它们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奖惩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回收率提高;奖惩机制下回收商的利润大于无奖惩机制情形的利润,回收商的积极性提高;适中的目标回收率水平和较大的奖惩力度搭配能够增加制造商的利润,提高制造商的积极性;奖惩机制下废旧产品的回购价提高,新产品的销售价降低。     

再制造逆向供应链协调的奖励、惩罚及奖惩机制比较

设计了奖惩机制,建立了6种情形的决策模型,研究了4种情形下奖惩机制对于引导回收商提高回收量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制造商对于回收商的奖惩机制不能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当目标回收价格高于奖励机制下的回收价格时,政府对于回收商的惩罚机制能够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政府对于回收商的惩罚机制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时,政府的奖惩机制、惩罚机制与奖励机制引导回收商提高回收量等价,三种机制下的均衡价格相等,制造商的利润相同;与奖励机制相比,政府提供给回收商惩罚机制和奖惩机制时回收商的利润减少,减少量与奖惩力度成正比,奖励机制更能有效提高回收商的积极性.     

再制造逆向供应链协调的奖励与奖惩机制设计

设计了政府的奖惩机制,建立了7种情形的决策模型,研究了5种情形下激励机制对于引导回收商提高回收量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制造商对于回收商的奖惩机制不能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政府对于回收商或制造商的奖励机制均能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且效果相同;政府无论给予制造商还是回收商奖惩机制均能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政府给予制造商比给予回收商奖惩机制更能调动制造商和回收商的积极性;奖惩机制与奖励机制在引导回收商与制造商的作用方面相似,两种机制下的均衡价格相同,但受到奖惩机制的回收商或制造商的利润与奖励机制相比有所减少,减少量与奖惩力度成正比。     

回收责任分担视角下零售商主导闭环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研究

研究零售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奖惩机制问题，分别建立了四个博弈模型：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研究表明：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三种情形下零售价、回收率和批发价相等，且总利润相等；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与其它情形相比，废旧产品的回收率较低，批发价较高，且总利润降低，但四种情形下零售价相同；当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时，若制造商承担的回收责任较大，则闭环供应链成员都能从奖惩机制中获益。     

考虑政府引导制造商节能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

运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政府引导下制造商生产单位产品的节能程度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分别建立了由制造商、回收商及消费者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的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模型,讨论了政府如何设置最优节能程度来实现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均衡。同时通过利润补偿机制对供应链进行协调。研究发现：为了更好地提高能源节约水平,政府应设置基准节能程度;回收率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增加;在政府制定相同的基准节能程度下,集中式闭环供应链比分散式闭环供应链的节能程度高;在政府制定相同的基准节能程度下,制造商利润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提高,而回收商利润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减少。为了提高回收商积极性,探讨了利润补偿的协调机制。算例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基于废钢回收的闭环供应链模型及协调研究

考虑环境立法对废钢回收的奖惩力度,在不确定需求条件下建立了基于废钢回收的闭环供应链模型.在集中决策系统下比较了传统供应链与闭环供应链系统的经济效益,分析了闭环供应链系统实现增值的条件;在分散决策系统下分析了闭环供应链中制造商与销售商的最优订货量和最优批发价格,并讨论了批发价格合同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条件.最后结合某钢铁公司废钢回收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了仿真计算与分析.     

奖惩机制下电子类产品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决策模型

研究了电子类产品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决策问题。为引导制造商回收再制造,设计了一个奖惩机制。建立了制造商回收再制造的三个决策模型并分别比较了三种情形下制造商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只有回收再制造具有成本优势时制造商才自愿回收废旧产品;当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具有成本优势时,该奖惩机制导致回收率提高、新产品销售价格降低、新产品需求量增加;当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不具有成本优势时,该奖惩机制导致回收率提高、新产品销售价格提高、新产品需求量减少;针对有无回收再制造成本优势情形,分别给出了奖惩机制下制造商利润大于无奖惩机制情形下制造商利润的奖惩力度和最低回收率的临界值;本文结论能够为政府引导制造商回收再制造提供理论指导。     

奖惩机制下具竞争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模型

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加强了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再制造的管制。本文研究了两个制造商竞争情况下基于政府奖惩机制的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问题。具体研究时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中只有一个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都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研究表明:奖惩机制下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的制造商的回收率提高;无论制造商是否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其新产品销售价均比无奖惩机制时低,奖惩机制对消费者有利;制造商竞争有利于奖惩机制引导制造商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回收率随再制造率的提高而提高;无论另一个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与否,实施回收再制造制造商的利润随奖惩力度的提高而增加,随政府规定的目标回收率的提高而降低,且奖惩力度越大,降低幅度越明显。算例分析说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非对称信息下基于惩罚和奖励的供应链协同机制

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协同机制.通过对信息隐匿和信息对称条件下供应链决策结果的比较,分析了建立协同机制的必要性,引进了基于惩罚和奖励的激励函数,提出了由订货量、惩罚成本和奖金三种激励方式相结合的协同机制,着重研究了订货量一定的情况下,生产商通过调整惩罚成本和奖金使非对称信息下供应链系统的绩效实现了最优,最后进行了仿真计算.     

基于绩效的产品维修服务合同最优设计与比较分析——考虑零部件过期的影响

基于绩效的合同 (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s-PBC) 是近年来在产品售后维修服务领域出现的全新商业模式。PBC 改变了传统上供应商通过提供维修活动和销售零件获取收益的方式，将供应商最终实现的产品可用率作为客户付款的标准。在 PBC 模式下，供应商以提高产品可用率为目标，其运营管理决策需要重新审视。备件库存对维修服务十分重要，直接影响故障修复时间。而零部件过期会影响备件库存的正常补货，降低产品可用率。本文基于 Stackelberg 博弈框架，建立了两种不同惩罚机制PBC合同的供应链动态博弈模型，得出了供应商的最优合同设计方案和用户的最优产品订购批量，分析了博弈均衡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备件过期应对策略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惩罚机制会对供应链成员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基于备件缺货数量的惩罚机制，基于用户停机损失的惩罚机制对供应商提高产品可用率具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效应。然而，这种惩罚机制会导致供应商对备件库存过度投资，并减少用户的产品购买数量，进而会降低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利润。同时，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在基于备件缺货数量的惩罚机制下，供应链均衡状态中惩罚金额与批发价格有联动特征，使得罚金的大小不会对产品订单数量和备件库存数量产生单独的影响。     

规模不经济下奖惩机制对闭环供应链制造商合作策略影响

存在第三方回收商的闭环供应链中,研究了制造商规模不经情形下,政府奖惩机制对其合作策略的影响。分别构建了制造商仅与零售商（回收商）合作、制造商与零售商和回收商都合作以及均不合作四种合作策略。研究发现：制造商与零售商或回收商均存在合作动机。但是其合作动机的大小则与制造商规模不经济系数及政府奖惩力度有关。若制造商规模不经济系数较小：当政府奖惩力度较小时,制造商倾向与零售商合作;当政府奖惩力度较大时,制造商更倾向与回收商合作;若制造商规模不经济系数较大,制造商总是倾向与回收商合作。此外,无论制造商与零售商或回收商合作总是有利增加旧产品回收总量。     

努力弹性系数与成本同时扰动的闭环供应链协调应对研究

针对突发事件下销售努力弹性系数、回收努力弹性系数、制造成本和再制造成本同时扰动,研究了闭环供应链的制造(回收)策略、销售价格(回收价格)策略、销售努力(回收努力)策略与协调机制,给出了不同扰动条件下不同的制造(回收)调整策略、销售价格(回收价格)调整策略与销售努力(回收努力)调整策略,并设计了新的回馈与惩罚契约,使得闭环供应链能够在突发事件前后都能够实现协调应对,最后通过数值实例验证了文中结论的正确性。研究表明:闭环供应链受突发事件的影响很大,但通过对回馈与惩罚契约的调整及其相对应的制造(回收)策略、销售价格(回收价格)策略和销售努力(回收努力)策略的调整,可有效减少突发事件对闭环供应链利润的损失。     

考虑法律约束的两周期电子产品回收再制造决策研究

研究电子产品制造商面临政府回收法律约束时的再制造决策问题。第一个周期开始时,制造商生产并决定新产品的价格。当产品的生命周期到达时,面对政府制定的回收法律约束,制造商回收市场中的旧产品用于再制造。第二个周期开始时,制造商同时决策新产品和再造品的价格。研究发现：根据逆向运营成本(即回收成本与再制造成本之和)与新产品生产成本的不同组合,制造商对应五个不同的回收再制造策略;当逆向运营成本低于一定阈值时,法律强制回收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而高于该阈值时,法律强制回收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因为较高的逆向运营成本使得企业没有意愿回收旧产品。此外,研究收集了实际数据并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