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19世纪中后期中日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 ,中日两国因受西方的冲击 ,在外交近代化上表现出本质不同的两种取向 ,中国基本维持传统的华夷体系 ,而日本转变为近代外交体系。二者思想方式转变的不同与其在原华夷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和边缘位势密切相关 ,中日两国正是基于对西学文野的不同认知 ,而形成了相异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开放思想的比较 --以吉田松阴和谭嗣同为中心

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压下 ,被迫实行开放政策。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吉田松阴在“取舍”和“聚类”的思想下 ,侧重学习西方军事 ;谭嗣同在“取文”和“去之”的思想下 ,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探索两国知识分子的开放思维特征 ,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现代化道路问题会有启示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溯源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就以大一统理念为精神内核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历史传统不仅诠释了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思路,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根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从政治统一体到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经过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至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发展与内涵流变,加强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使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头,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福泽谕吉与孙中山改良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后期,西方先进文明东渐,来势迅猛。亚洲的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丧权辱国、失去独立而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要么主动吸纳西方文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政治和经济。福泽谕吉和孙中山选择了后者。但是,二者改良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殊异、改良思想的内容和重点有别,致使改良的结果亦大相径庭:福泽在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同时,助长了日本民族扩张主义,给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所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战争灾难;孙中山却因改良的失败而走上了激越的革命道路,推翻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封建制末期的日本和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重炮军舰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从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惊醒,日本也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垂丧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美亲善条约》。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同样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被打开大门后经过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被西方史学家喻为亚洲的“凤凰”、东方的“慧星”;中国却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如何看待中日两国近代发展的不同道路,史学界已进行了大量地研究,拙文力图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封建制度末期日中封建制结构、统治基础、思想文化作一比较,说明日中近代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源,倘有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前辈同仁指教。     

民族接受中的反西化情结

文章一方面从“华夷之辩”和近现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反感 ,探索生成我们民族心理反西化情结的历史因缘 ;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民族接受中回避西方文学和接受西方文学的变形的随意性论述反西化情结的表现。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试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危机、传统华夷民族思想的衰落;外因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进化论的传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     

1840年前后中日近代海防思想比较研究

在1840年前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日两国的先进分子都意识到了近代海防的重要性,他们著书立说,提出了两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海防思想。随着两国海防思想的兴起、发展、成熟,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终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在萌芽期就被日本超过,失败的种子在初期已被埋下。     

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本文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文化源头──中华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所阐扬的“华夷之辨”，并在追溯元典“华夷观”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在近代社会生活的特定氛围内发生的转化，从而证明在近世中国发生重要作用的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同时，近代民族主义又并非先民“华夷观”原封不动的传承．而是左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里的创造性再铸造。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