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再停留在资本主义观念层面对绝对精神的"外在"批判,转而深入"市民社会"对"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进行"内在"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出发,有机地将劳动与工资、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一步一步地将隐藏在其背后的物化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价值颠倒的虚幻面纱揭开。他深刻地揭露了所谓"等价交换"的工资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自由、货币对工人统治的权力不平等、资本对人的价值的颠倒,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面貌,戳穿了资产阶级"公道、正义、民主、平等、和谐"等虚伪的空话,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促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危机。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较,提出了我国所有制制度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分配制度体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等制度优势。     

评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在后现代军团,让·鲍德里亚,可谓个中翘楚,以至于从20个世纪末就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他的理论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方面均进行了严厉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作出了发展,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探赜——基于经济危机的视角

为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萨伊、西斯蒙第和李嘉图等人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深刻的批判,并在批判中扬弃,在扬弃中超越,从而创立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科学区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逻辑起点;明确指认危机的周期性与必然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事实本身的确认;经济危机的实质及根源,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制度基因所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达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趣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介,从而切中物质生活本身,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批判之结果是揭示出现代生活的形而上学性,并将这种形而上学性解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异化。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本身就体现为一种颠倒与悖论,因此新旧矛盾的交织始终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如影随形。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的、暂时的社会形态,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非结晶体。这是从狭义与广义两方面通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历史存在论的学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理论靶向及价值旨趣 ——基于劳动正义的视角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早期至晚年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明确的理论靶向以及崇高的价值旨趣.雇佣劳动侵蚀劳动正义、异化劳动成为大众命运、"资本正义"话语粉饰太平以及劳动解放谋划屡屡落空的社会存在情势,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锋芒则指向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方法,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批判。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方法论基础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不是抽象的"形式"规范,而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总体"规范。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变革生产方式过程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的"社会正义"。     

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有着多重内涵和多维特征：在解构逻辑上，揭示了空间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阶级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压制；在建构逻辑上，分析了空间经济与空间意识形态的关系，考察了空间政治、空间法律、空间道德、空间艺术等具体的空间意识形态形式，建构了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在重构逻辑上，要求维护社会空间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空间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空间意识形态。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逻辑，对批判资本主义空间意识形态和建构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有重要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一个研究框架构建的尝试

新制度经济学有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看,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基于这一基本前提,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包含: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与透析;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威胁,要在着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同时,构建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中的大众传媒

“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重要的范畴,同样是大众传媒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是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工具。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异化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大众传媒意识形态化,对公众的价值选择产生了诸多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建构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因此,应坚持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审视大众传媒的功能问题,批判传媒异化现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文化,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视角

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的不断推进,所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成为了世界各国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重要前提,其中分配问题是化解新时代脱贫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考察对象。脱贫攻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创新发展,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分配理论中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试从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新时代脱贫攻坚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理清马克思分配理论视角下我国脱贫攻坚实践的理论内涵,阐明新时代脱贫攻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承继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再考察

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认识论,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斯密的经济学不仅影响了舒尔茨和拜比吉,也深刻影响了黑格尔。如果说舒尔茨和拜比吉力图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诠释社会历史和工厂制度的运行机制,那么,尤尔则从工艺学上终结了分工的主导逻辑,实现了对斯密的超越和发展。如果说李嘉图在古典经济学内部实现了对斯密的发展,那么,黑格尔则以斯密的市民社会逻辑为基础,力图实现对斯密的哲学扬弃。如何超越“双重颠倒”,即古典经济学所揭示的客观经济颠倒以及黑格尔为了“超越”经济颠倒而炮制出来的哲学颠倒,构成了马克思毕生思考的理论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和黑格尔哲学的副本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本身的批判,不仅为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颠倒指明了道路,也为彻底终结唯心史观的思辨逻辑提供了根本武器。     

从伦理、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角的转换

马克思对现代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的揭露,总是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社会经济的深层,从中找出导致异化的深刻根源,从而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马克思科学地诊断出现代性的本质。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关系的一个考察

随着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相对自主性的加强,马克思的物化-拜物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统治的批判,与其对生产活动优先性的强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裂痕,因为前者暗示着交换价值以金钱或资本的形式获得某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中已经注意到的商品交换的符号性和象征性,逐渐在列斐伏尔、鲍德里亚那里发展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大的方面列斐伏尔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鲍德里亚则走向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背离与修正。     

交往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一种批判解释学的视角

从批判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交往的一般规律,而且从交往的异化现象入手,深入地剖析了社会意识形态如何扭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交往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而是被扭曲了;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掩盖或粉饰了真正物质性交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交往理论的归宿。这种批判真正体现了批判解释学的精神。而哈贝马斯仅仅从语言本身来分析交往活动,将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寄希望于语言媒介,却偏离了他自己所主张的批判解释学精神。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

基于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意识形态理论始终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马克思在早期通过对宗教拜物教、费尔巴啥的类本质拜物教和黑格尔的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揭开了笼罩在历史现实之上的虚幻面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从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通过对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现代性诊断和批判理论,因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内容得以真正的展开.马克思逝世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一度被曲解为庸俗进化论或实证社会学,意识形态问题也随之边缘化.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了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制度拜物教、生产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流变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应当予以批判和超越的否定性概念。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成功地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然而，在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观念发生了流变。这种流变具有历史的深层根源，它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留下一定的缺憾。正本清源，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在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在批判中确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包括"意识形态一般"和"意识形态特殊"两重含义。"意识形态特殊"是指一种特殊的理论体系,主要指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阐述了"意识形态一般"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甚至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也是源自其特殊的阶级利益和需要的等观点。     

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绝没有忽视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主要体现为3种模式:一是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三是后期的日常意识批判理论。后两种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批判是与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脱离经济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左派经济学都没有真正地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而是滑向了纯粹的文化批判和历史经验主义之中。     

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疑难——从斯密、李斯特到马克思

李斯特批评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符合“德国的实际”,主张以“德国的实际”抵抗“英国的理论”,希望建构一种科学的“国家经济学”以抵抗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然而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貌似具有科学性,但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他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实践”超越“德国的实际”与“德国的理论”之间的“时代错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并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还为资产阶级社会构造了一个“特殊的逻辑”,进而为后发展国家的革命性赶超提供了科学的方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批判的,更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