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据法益独立性刑法模式

既有的数据法益内容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法益依附性模式,数据法益要么完全依附于个人信息法益、财产法益、社会秩序法益,要么折中依附于多元传统法益内容组合和数据性质法益。依附性模式存在数据犯罪和信息犯罪认定的界限模糊、无法准确区分数据犯罪的多个关联罪名等问题。数据法益应当是一种独立新型法益,其指向数据状态安全内容,而并非传统法益的信息本体内容安全。在立法层面上,数据法益的独立性理念可以通过改变法益类型的交叉性保护、融合一般数据系统保护,以及独立评价非法数据制造或传播行为等规则予以体现。在司法层面上,独立性理念可以通过调整法益保护的司法评价要素、精确区分不同法益类型的界限予以体现。数据法益的独立新型概念、体系要素和运用规则,组成数据法益独立性刑法模式。     

论刑法法益

刑法法益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和价值。作者在考察了西方刑法学中法益的产生和沿革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刑法法益进行分析，指出在对犯罪本质乃至犯罪客体的概括上，用“法益侵害说”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侵害说”等观点，更具有全面性和直接性；认为刑法法益具有决定刑法存立和发展方向的作用，它是刑事立法的指导形象，同时在刑法的解释论上也始终体现着刑法法益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作者提出，我国刑法学界应当重视对刑法法益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     

我国数据法益的刑法定位及保护路径

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日渐成为重要资源,涉数据犯罪也日益猖獗。数据法益不单具有传统的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属性,同时基于海量数据的集成化,其更具有公共属性。数据信息安全既关涉公民个人法益,更涉及集体法益,甚至关涉国家安全。目前我国刑法对数据法益的保护,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相关法益之刑法保护明显不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建议增设侵犯公共数据罪,逐步构建数据法益保护的刑法机制。     

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新论——“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的证成与展开

理论上以数据为对象实施的犯罪统称为数据犯罪，数据犯罪已然成为各个法域的规范重点。数据犯罪的法益问题反映了新时期人们有关数据安全保护的价值共识，数据犯罪在司法适用中的诸多问题在于法益界定不清。数据犯罪的法益定位与阐明应统筹法益的立法与司法两个面向的思考，即从应然与实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首先，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应独立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次，刑法保护的数据安全是指数据内容安全而非数据载体安全；最后，数据犯罪保护的法益应为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据此，一方面，基于当前刑法规定，应合理运用“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法益的规范解释机能，使得部分有争议数据犯罪案件得到最大程度的妥当处理。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确立数据犯罪的独立地位，弱化数据犯罪的技术手段要求，加强普通数据内容的保密性保护，推进数据价值开发合规并确认数据的财产属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中国型塑

法益具有立法批判、解释机能，能够、应当、且需要存在。当前学界对法益抽象化、精神化之批判存在前提设置不当、循环论证及混淆对法益进行抽象化、精神化理解与刑法是否应保护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的关系的问题。唯有完成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理性型塑，才能合理认知法益论，进而实现刑法处罚的正义化。即使刑法不当保护了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也只能证明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挥。若从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这两个层面上理解“抽象”与“具体”之意，则刑法法益的抽象化不止是个例，诸如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的正当化已然表明某些精神化法益值得刑法保护。     

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犯罪的法益分析及处罚限定

个人信息权益、数据权益、信息管理秩序、数据安全秩序，是大数据时代下刑法保护的新兴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保护数据权益，二者都应作为个人法益保护。一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同意”要件的规范化构造，以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为基础，在因“同意”而产生的合理预期范围内由信息主体承担信息社会的风险。另一方面，以私法上个人数据确权理论为依据，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对象应包含个人数据所承载的数据控制者的数据权益，处罚范围取决于个人数据上的企业投入及合法获取。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向生态保护——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观念转变,体现了目前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发展的态势。我国在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过于狭窄,在保护传统法益的同时对于环境法益的侵害的保护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对环境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法。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基于信息语境的信息法益的内涵与类型研究

信息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独立的生产要素,对其占有关系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由于信息空间的超时空性、虚拟性、隐匿性和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性,信息法益成为当代社会犯罪的重要客体。信息法益包括财产性信息法益和权利性信息法益,其中虚拟财产是典型的财产性信息法益。侵犯信息法益是信息犯罪的根本性质,通过调整现行刑法规范或者制定新的刑法规范是保护信息法益的基本手段。     

论刑法法益内容的相对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之间,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刑法之间,以及同一部刑法的内部规定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会导致刑法法益具有种类上或者保护程度上的差异。尤其对同一部刑法,承认法益的相对化,能够对一些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基于法益保护的计算机犯罪体系之重构

中国的纯正计算机犯罪以行为犯和结果犯为基本架构,在行为预防阶段和法益保护程度上分别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决定了中国当前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犯罪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国际上也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网络权利。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应该重新审视传统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结构,构建涵盖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罪刑体系,凸显对个人法益的保护,适时降低起刑点。     

法益立法批判机能的局限性与外部价值供给

法益保护原则无法独自胜任立法批判任务。抽象的法益概念至多能描述待保护的自由范围，但由于其本身不具备价值衡量的功能，从而无法满足衡量刑法必要性的需求。确证刑法立法的合法性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必须证明某行为超越了法律自由的界限；其次，以刑法规制该部分违法行为是必要的；最后，针对该违法行为的刑罚后果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三个步骤具有逻辑的递进性，不容跳跃。在检验行为规范合法性层面，继宪法性法益的目的理性检验之后，需由社会伦理谴责性承担起界分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价值衡量任务。     

数据安全新型法益的建构——基于数据与信息的交互关系

数据具有与信息一体及共生的技术属性，数据与信息是形式载体与实质内容的一体两面。数据代码与信息内容分属“代码层”与“内容层”。在法律属性上，数据安全法益与信息安全法益各有侧重。数据犯罪与具体信息犯罪在行为对象上可能具有同一性，以数据(信息)作为犯罪对象的一次侵犯行为可能侵害多重法益，成立想象竞合而非牵连关系。我国现行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体系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力有不逮，有必要弱化数据与“介质层”底层设施之间的关联性，直接以“代码层”为中心建构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并以数据权利人所设置的“代码壁垒”为限，作为评判其对数据的处分权限是否遭受侵害的标准。     

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

本文随着独立的环境法益的提出 ,首先 ,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我国的环境刑法未充分重视独立的环境法益的保护进行了价值分析 ,并认为应当赋予自然环境以人格的权利。其次 ,从犯罪学和刑法学的角度对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密切相关的行政从属性理论进行了评判 ,认为只有突破功利的价值观和绝对的行政从属性 ,才能反映环境要素的固有存在 ,才是公正的环境刑法。最后 ,在以上前提下对我国环境刑法在独立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方面进行了新的论证。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性质界定与构造判断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传统认知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合理划定该类罪名的归责范围。对此，可在知识论上适当借鉴日本经济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从法益性质与法益结构方面对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展开功能性研究。据此可以发现，日本经济刑法中的多元法益论实际就是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复合客体说”;我国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不是财产法益，而是集体法益中的“制度依存型法益”;金融诈骗罪保护集体法益的正当性在于其法益的“秩序—财产”型位阶结构；将“秩序法益”置于第一位阶可在一定程度上划分该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界限，将“财产法益”置于第二位阶能够反向识别秩序法益的判断是否正当。     

数据刑法保护路径的分歧与解决方案

在现有数据犯罪体系下,数据刑法保护面临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形式保护通过计算机犯罪罪名体系实现,实质保护通过保护数据内容所对应的法益实现。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数据犯罪罪名适用不一。造成这一分歧的原因是现有刑法规定无法直接反映数据对应的法益,并且司法上并未厘清数据犯罪的法益识别路径。现有的解决方案包括实质保护优先、形式保护优先以及两者结合等思路,但都存在一定缺陷,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分歧。解决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需要立法和司法联动。立法上,应对实质保护条款进行必要改造,取消对数据单独的形式保护并设置专门的数据安全保护规定;司法上,应妥善处理不同法条之间的关系。     

数据作为新兴法益的证成

《数据安全法》已于2021年6月通过,同年9月正式实施。但是,依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存有争论和有待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数据能否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获得法律保护。一项事物需要通过三维度四路径七规则的审查,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若属于新兴法益,还需要经过新兴比较维度的审查。其中,三维度是指,主体制约维度、利益规范维度和法律权衡维度。四路径是指,保护谁的利益、保护什么利益、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等四个审查路径。保护谁的利益对应着主体制约维度,保护什么利益对应着利益规范维度,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则对应着法律权衡维度。七规则是指,从主体制约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保护人的利益：对人有用性的标准(规则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标准(规则二)”;从利益规范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三项规则：“保护生活利益：经验实在性的标准(规则三),保护可被管理的生活利益：管理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四),保护重要的生活利益：重要利益的标准(规则五)”;从体系权衡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利益发生现实侵害(危险):侵害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六),刑法保护必要性：法益主体及其他法律难以...     

试论信息法益的刑法保护

信息已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对于信息的保护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准确理解自然意义上的信息和法律意义上的信息有助于确定刑法保护信息法益的种类和范围。法律对于信息的保护必须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利益诉求,人作为主体对信息享有多种利益,这些利益受到法律调整即成为信息法益,刑法作为保护的最后盾,在信息法益的保护范围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信息的时效性和财产性等特征将会对信息法益的刑法保护带来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