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     

北宋前期役制变迁探析

北宋前期役制继承了唐末、五代役制的发展成果,表现出新的特征,包括主体役种由力役向职役的更迭,征役对象由人丁的年龄向资产的迁移,服役范围也由中央用役向地方用役为主转变。这些特征的出现不仅根基于唐末、五代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背景,也与唐宋之际财政和赋税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北宋前期役制的变迁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实现役制公平,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役制发展的方向。     

明代财政史研究的里程碑——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读后

《万历会计录》是明万历十年户部纂成的国家财政册籍。万明和徐英凯合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对这一珍贵史料做了全面整理,并且以白银为统一计量标准,通过折算对万历初年户部掌握的财政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做了估计和统计分析。这一成果将会成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一块里程碑。围绕着这一成果,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对《会计录》的性质提出一些补充意见,进一步解释了《会计录》所载数字反映的是户部会计职责范围内的财政收支情况,指出《会计录》虽不是预算,但具有提供财政计划成例的意义。其次,针对数据整理,特别是财政规模、结构与白银货币化程度的估算,分析了推算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方向。最后,在梳理万明从讨论白银货币化到白银财政的学术理路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考察市场机制与贡赋体系的关联,探索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脱嵌机制。     

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

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是国家货币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然而货币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国家上下,集中表现为白银存量不足与好钱不足。面对此种局面,明廷通过各种举措力图扩大货币供给量。此时又处于海外银流入数额不多、国内银矿屡兴乏力、一条鞭法加速推广的供需矛盾时期,朝廷只得放开海禁、不断寻求内地矿源来增加白银数量,但效果不显。为此明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扩铸铜钱来增加货币存量,应对货币主导权日益下移的问题。万历前期的扩铸计划准备充分,工本也属充足,但地方铸钱却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挫败,显示了国家钱法的长期颓势难以逆转。万历后期,神宗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派出矿监税使疯狂地搜刮民间金银,国家铸钱也日益沦为解决财用的工具。不少地方的货币流通遭遇了更加纷乱的局面,政府权威在市场力量面前遭遇挫败。这系列过程昭示着晚明政府在面临日益货币化、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手段,将其内化成自身的经济资源,折射出明代货币制度缺失的长期影响。     

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

宋、夏对麟、府、丰地区的争夺主要集中在西夏前期,争夺的形式表现为军事入侵和土地侵耕。从北宋对麟、府、丰地区的经营,西夏的军事入侵,西夏侵耕土地以及对缘边蕃户的争夺等方面论述宋、夏在麟、府、丰地区的关系,认为宋、夏在对麟、府、丰州的争夺上,西夏的入侵给西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麟、府地区的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也加重了河东百姓的负担,但为了抵御夏军,北宋在河西麟、府一带设置的军、城、寨、堡,对今天这里地方城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麟、府、丰地区。     

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

中国货币史研究中一向有白银进步论一说,主张白银能够而且必然取代铜钱,是因为贵金属如金、银的规范性特质更适合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该说认定明代中后期银进钱退是唐宋以来中国货币经济史划时代之发展,即所谓从铜钱经济向白银经济的过渡。明代的钱退其实和白银丰沛与否无直接关系,直接原因是明代基层市场交易对铜钱的庞大需求推动私铸钱的盛行。铜钱因为币面价值低廉,便于作伪,所以私铸就成为弥补铜钱不足的重要渠道。但是其解决之道是劣币驱逐良币,频繁的货币更新和投机导致钱币信用不高、流通范围狭窄,不同市场之间也因交易媒介不同而出现隔离,这无形中都大大加大了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明代全国市场的发展。白银进步论不仅在逻辑上有重大瑕疵,在实证上也颇成问题。明代白银的流通,实际上是伴随货币供应的大幅滑落。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贡赋·本草·商品：从蕲州白花蛇看明代“道地药材”体系的形成

明代“道地”一词多用来表示物品质量优越,优质药材可称为“道地药材”,从蕲州白花蛇的案例可以看出“道地药材”在明代的发展。白花蛇是唐以来诸多地方上贡至中央的珍贵药材,至明代白花蛇贡地逐渐缩减为蕲州一个,这与明人对蕲州所产质优效佳的认识相关。明代“道地药材”知识的形成离不开本草著述的塑造,明代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中“蕲蛇”成为优质白花蛇的别名,书中记述其毒性小、宜入药等优点。蕲州医家李时珍对“蕲蛇”的本草知识书写得到当时、后世的重视与认可,随着出版业发展向通俗性文本扩充,产生深远影响。明中叶以后,赋税改革和白银货币化使地方官府征收土贡的方式变得灵活多样,蕲蛇可折银采购,社会经济变革促进药材商业化,兴起“道地药材”消费之风,是为中国道地药材发展史的重要节点。蕲州白花蛇从地方特产到“道地药材”、从贡品到商品的转变,揭示出明代“道地药材”体系不仅是贡赋制度、本草著述、商业贸易多重因素构建的产物,还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复杂的互塑关系。     

金融创新与山西票号的兴起

文章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探讨了山西票号的产生,认为明清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金属货币的短缺和压力才是金融创新和传统金融机构发展的直接推动力,19世纪上叶的经济危机、白银外流和货币的短缺,使专营汇兑和货款清算开始变得有利可图;而晋商所具备的独特基础则使得票号首先由晋商所创设,并使其获得了长期的垄断地位.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晋商开发山西煤炭资源的历史活动及其当代价值

山西不仅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产煤大省,而且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煤炭生产的基地。而这一经济地位的取得,与晋商的贡献密不可分。晋商对山西煤炭资源的开发,对山西煤炭利权的争取和保护,对山西煤炭现代化开采的实践,无疑对山西煤炭大省的建设做了重要的奠基,意义非凡,他们艰辛而伟大的劳动成果延续至今,且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

明初王朝对地方医疗颇为重视,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成为地方官衙一部分.医学的职能主要是培训地方医疗人才、负责地方卫生事宜.明代广东县级政区几乎均设医学,对医学文献整理、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巫轻医的习俗.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地方政府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基于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官员治理的政府体制建立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79个抽样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动力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动力、经济增长标尺竞争动力、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均能显著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且财政竞争动力还能强化经济增长竞争动力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作用。3种竞争动力机制的分析显示：代表财政支出竞争动力的财政支出份额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竞争动力越大，政府就越可能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从而获取财政税收、减轻财政压力。代表标尺竞争动力的GDP增速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经济增长竞争动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降低社保负担的方式来吸引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效率假说。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分析显示，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正向关系；市长年龄、市委书记年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U型分布，顶点为54、56岁时。任期越长，官员的竞争动力越低，越不会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提高政绩。在超过晋升临界点年龄之后，官员升官无望，其竞争动力降低，就越不会采取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使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与国际税负竞争类似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竞争。     

清初的垦荒与财政

明代末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王公、贵族、官僚及地方豪强势力,各自凭借特权吞并土地,形成大土地集中。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沦为地租压榨之下的佃农,一部分成为特权地主的家奴、佃仆。国家的赋税日益加重,破产农民不得不背     

基于晋商文化的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

本文以晋商文化为切人点，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山西导游人才培养得以创新的路径，并尝试以晋商文化为基础，探索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方法、模式及意义。     

不称职的官员何其多

据《北京青年报》披露的资料显示,在建国之初财政供养人口与百姓的比例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百姓供养人口负担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官员的数量急剧增加,百姓的供养负担不断加重。但是,真正为百姓服务的官员数量和服务水平却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