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1895-1990年)是当世公认的学术大家，一代宗师。他与我国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自191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处女作《论语文解》起，钱穆还在那里出版了《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1925年)、《墨子》和《王守仁》(1930年)、周公、《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以上三部均出版于1931年)、《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     

先秦诸子发生学

研究先秦诸子根本的切入口是其发生学,在这里需要念一部本字经,探究原本、本质、本源。因此,对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研究必须掌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以《庄子》所表达的思想为例,深化对先秦诸子个体生命的认知;第二,以司马迁《屈原列传》和孙武《孙子兵法》为例,探究先秦诸子的知识来源;第三,通过考察《论语》的编纂过程,还原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先秦诸子流派刍议

先秦时期诸子流派的划分是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但是自汉代以来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趋势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司马谈和班固的认识基础上.事实上,根据传世的先秦文献及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先秦文献等记载,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后代所说的百家之说.因此,不能把一些子书及出土的文献简单或笼统地冠以某家之作品,采用"某子学派"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略论先秦诸子义利观

义与利是先秦诸子伦理思想中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不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本文旨在揭示先秦诸子义利观之真义,以期对那一时期人们的义利观有一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简介

《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刘绪义著）于2009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从发生学角度专门探讨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发生之内在历程的学术专著。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才有可能探寻先秦诸子的原貌,厘清中国思想文化之源与流。本书紧紧依靠先秦文献特别是考古发掘之简帛文献资料,从思想发展的源头入手,依其自然萌芽、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分为不同的学派,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先秦诸子师道观管窥

先秦诸子师道观管窥赵东玉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独立职业的人，是在春秋战国这一由＂学在官府＂到＂学在私门＂转变的特定时代应运而生的①。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古代知识群体，这些被后世奉为＂先师＂和＂师表＂的人们，正是其彰彰尤异者。在其为人之师的身体力行过程中，他们...     

先秦诸子修辞观比较

近年来,随着修辞学史研究的开拓,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与阐释,但将先秦诸子修辞观加以比较的专论似还未见,本文的探讨也许能在这方面补一个缺.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他们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修辞学家,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谈到了许多有关语言表达的问题,显示了他们对于修辞的看法.也正因此,先秦诸子关于修辞的观点,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     

先秦诸子论为言之道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一个人的荣辱成败生死,又何尝不往往系之于言.所以注意为言之道由来已久.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惟口出好、兴戎”(嘴是能交好于内外的,但也会兴起战争).这种说法比人们常说的“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少了点片面性.春秋战国还有一则“金人铭”的传说:“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说苑·敬慎》)是否有此金人,这金文之原文是否如此通俗易懂,难以详考.不过,《周易》之爻辞不假是确凿无疑的,其《坤》卦卦名即地:“地何言哉?”“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扎住口袋叫“括囊”,比喻不说话,不说话自然无害、也不会招来什么赞誉,主要意思是最好免开尊口,免得招惹麻烦.《周易》渊源在周之前,可见早在当时已很重视为言之道了.     

论先秦诸子的执法观

由于古代司法不独立 ,先秦诸子希望通过强调执法以保证司法公正。为此 ,他们提出了慎重执法、秉公执法、严格执法、积极执法等执法原则 ,这些执法原则对中国古代司法和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

梁萧统文选序,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是只看到了他们的修辞学说,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修辞技巧。道家老、庄在言论上反对“美言”与“大言”。可是,一部道德经,却是用绝好的修辞技巧写成的,里面用排比的地方特别多,真是不遑枚举,甚至一开头就用排比了:     

试论先秦诸子书的辨伪

<正> 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人们都懂得,必须首先掌握充分的历史资料,这是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毛泽东同志也说: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哲学史的资料,主     

先秦诸子的人性论思想评述

中国古代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始于孔子,论争是在先秦其他诸子。当时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人性的本义;二、人欲问题;三、人性与善恶的关系。这次论争,为中国古代封建地主阶级人性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简要评介先秦诸子的人性论思想,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初始面貌。     

诸子是怎样炼成的--先秦诸子发生学引言

诸子经典还原,是要以心印心地激活民族文化之根的活力,做一个对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老子》在诸子中唯一存在着母性生殖崇拜,因而属于与《周易》乾坤文化并峙的坤乾文化,这与老子出生的氏族及陈楚文化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一语,为子见南子之后所说,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具有同样的历史针对性,告诫执政者不可沉溺于女色与小人。庄子是流亡宋国蒙地的楚国疏远贵族的后裔,其书散发着对楚国的乡愁,顾忌政治楚国而留恋文化楚国,在蒙泽湿地中创造了诗的哲学。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及韩非、李斯师事荀子,是春秋战国近三百年间诸子百家争鸣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综合中,考定孔老会和荀韩李三人行的具体年份和历史现场,可以使之储入民族文化的记忆,滋润着现代思想创造的元气和魄力。     

先秦诸子学说的符号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兴起,具有各自的文化目的性,儒家的思想、法家的主张、道家的理念、阴阳家的学说、纵横家的论断,都在表现他们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符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成为我们认知诸子学说的意义符号。     

先秦诸子研究的新成果——闫笑非《韩非研究丛稿》评介

先秦诸子研究在解放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无论是校、注、译的印行,“诸子百家辞典”的编撰,还是理论研究的开展,诸子研究总体的进展十分突出。但同时,某些个体研究却显得苍白无力.以韩非子研究为例,尽管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韩非子思想的理论意义,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思维方式的狭隘固执、思想观点的陈陈相因仍屡见不鲜;尽管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韩非子文章的艺术价值,但由于缺乏对其思想理论的深入研究,因而也便缺乏对其文学成就的深层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闫笑非同志的《韩非研究丛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让人耳目一新,它不仅使韩非子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而且给先秦诸子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 《丛稿》收文12篇,由两部分组成,前8篇是研究韩非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法治思想及其历史价值的,后4篇是研究《韩非子》的文学色彩及寓言成就的。各论既独立成篇,又互为关联,构成一学术整体。就笔者愚见,《丛稿》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独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首先,在论题的选择上,本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很强的争鸣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由于晚出,又因身处综合的文化氛围中,所以他也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各家思想中的营养成分,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因而     

《吕氏春秋》释名

一《吕氏春秋》及其篇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吕不韦传》:“吕不韦以秦之     

《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与先秦诸子历史变动观

先秦诸子著作频引《尚书》,他们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尚书》的影响.先秦诸子各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之一体,但是儒家最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的精髓.老庄的历史变动观念过于迷恋过去且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和实现的可能;韩非子的历史变动观念缺少人文性而过于功利;墨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却又显得自相矛盾;只有儒家诸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因其中庸、合乎常理而最易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