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

屈原在楚怀王时期被流放到汉北，在顷襄王时期再度被流放到江南，这在学术界已早有定论。但是，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是什么时间；被流放到江南又是哪一年，从哪里出发，行走路线，流放到江南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两千年来认识却不一致。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

本文通过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以及对人生旅程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探讨两位大师的血缘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超越.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屈原“放逐”问题证辩

屈原放逐问题的研究,是屈原生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由于司马迁《史记》先后涉及到“疏”、“绌”、“放流”、“迁”、“放”等,学术界对此颇多异辞。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屈原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被流放江南。屈原放逐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最大的误区是循环论证。鉴于条件,目前可以适当模糊一些、概括一些。     

宏观把握,微观突破--简评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

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在屈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 ,把屈原与楚辞研究推向深入 ,这是大家的共识 ,而这一切都源于赵先生研究问题的思路方法 ,本文想就此略陈浅见 ,与读者同仁共商。一、《屈原与他的时代》的成功 ,首先得益于赵先生研究问题的思路 ,善于突破传统思维 ,从更新的视角和更广的范围进行考查 ,他不是就屈原研究屈原 ,而是纵向横向结合 ,通盘研究屈原所处的时代 ,研究他的朋友 ,他的政敌 ,他的家世、生平、思想、创作等。例如关于屈原思想及形成 ,赵先生独辟蹊径 ,把目光转向对屈氏世系的研究上 ,从家世历史的…     

四型屈原论

屈原研究中出现的诸多凿枘之处 ,概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四种型态的屈原 ,即历史真实的屈原 ,政治斗争中的屈原 ,民间信仰中的屈原以及文化精神中的屈原。对四型屈原的分析与评价是解答屈原研究中“千古之谜”的钥匙。屈原学研究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深入“彼在”的精神 ,借鉴与倡扬应该切合实际 ,为我所用 ,这才能体现屈原的真正的文化精神     

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的再认识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屈原的爱国主义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在讨论中,一些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持肯定意见的同志主要是从屈原的“反侵略”精神、“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追求“进步的法家政治”等三方面论述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故拟此文略陈管见。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问题,首先应该承认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上有各种各     

语言和音乐的魔力--《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流放”与“身份”

作为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流放"一直是澳大利亚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由流放而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一直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戴维·马洛夫和蒂姆·温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品《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依托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主人公的地域流放、文化流放和心灵流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讨。在两位作者看来,语言和音乐,同时作为文化符号和人类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形式,或许可以成为迁移者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而这种语言或者音乐,必须建立在地方认同感和人际纽带之上。在此对比研究基础上,读者不难发现澳大利亚两代人对"流放"和"身份"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其中的延续和演变,从而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和文化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未来的命运进行思考。     

《九章》：人生忧患期心路历程的写照

屈原的《九章》充分展示出人生忧患期复杂的心路历程。被疏远期由忠君而引发矛盾心态,贬谪期思君怀乡而又媒绝路阻,流放前期漂泊感和盼归情交织,流放后期则在哀愁幽怨中选择走向死亡。《九章》所展示的心路历程,有的具有一贯性,有的则是片段性的。     

戏仿经典重书历史--评皮得·凯里的小说《杰克·马格斯》

皮得·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 ,以其对澳大利亚生活的独特描写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他发表于 1 997年的长篇小说《杰克·马格斯》以 1 9世纪的伦敦和澳大利亚为背景 ,以流放犯杰克·马格斯从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潜回伦敦 ,寻找“儿子”的故事为线索 ,对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进行了改写。通过使用戏仿和反讽 ,小说颠覆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程式 ,恢复了被压制的边缘人物流放犯的语话及其被排斥的历史 ,重新确立了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的历史。在小说中 ,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话语既遭到了质疑 ,也得到了认真的仿效     

论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问题——从流亡文学杂志《汇集》风波说起

围绕德国著名流亡文学杂志《汇集》所引发的风波及相关评论,显示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着片面的主导思想和评论模式,即以是否公开声讨纳粹为评价标准,这种政治化倾向将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产物简单化,不仅抹杀了流亡文学多样性构成这一客观存在,也否定了与纳粹斗争的多样性及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流亡作家的历史定位蕴含在这一称谓之中,流亡业已表明政治取向,作家通过作品来接受历史评价;流亡文学的历史定位不仅取决于对纳粹的挞伐,而且还在于对人道主义的捍卫。     

南海博物馆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考略

本文通过对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的释读,并结合有关史料,对信札的发信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史实进行一一考证,以还原民国初年康有为与弟子之间的来往及从事的政治活动情况,为研究康有为海外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可靠翔实的史料。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纪晓岚流放前后与新疆之关系

从奋笔歌颂统一西域、诗谶与砚铭、一个人与一个部落的东归等诗文，论述了纪晓岚流放前后与新疆的关系，指出其反映了纪晓岚思想中强烈的时代感、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执着的爱国之情。人们往往以点缀盛世、取悦君主的歌功颂德之作来讥贬，是不公正的。     

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有关史料辨伪

戊戌政变时，谭嗣同不亡不遁不死不降。自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问世后，海内外文史作家、学者，多因袭引用梁氏之描述，取慷慨赴死说，影响至今。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时，正亡命日本。处于个人情感悲愤激荡时刻，又不能充分占有资料，所言不尽实录。梁氏当时仅以言论专家称世，且距戊戌政变不过百日，持论更难理智、客观。梁启超用文人的激情描述了那段历史。试图澄清一个流传百年的结论。     

丹斋申采浩的哲学思想与人生实践

申采浩是近代韩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涵盖着主体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主体哲学贯穿在申采浩抗日活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他毕生投入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抗日斗士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民族史观批判传统史学和殖民主义史学,确立了韩国近代史学;作为作家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流亡时期创作的文学遗稿最为迫切地表现出其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论台独势力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

台独势力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呈现为萌芽起始,流亡活动以及公开云集台湾这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又分别有“口诛毛伐”、恐怖活动以及参数政夺权等特点与其相对应。透过这三个阶段及其不同特点又可发现：第一,台独势力在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大国的插手与庇护;第二,台湾当局逐渐脱离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追风筝的人》中的精神流浪与回归

旅美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成名作《追风筝的人》把主人公阿米尔的个体流浪体验置于阿富汗近30年的历史语境中,用个体流浪经历还原了鲜为人知的阿富汗社会的真实情境。流浪和回归,从精神层面上对应了阿米尔的负罪和救赎,循沿着他流浪和回归的生活轨迹,解读小说中那些虚弱而疲惫的灵魂,可以观照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     

论小说《第七个十字架》中的现实与表达

《第七个十字架》是安娜＆#183;西格斯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对主人公流亡过程的戏剧性描述,反映出纳粹独裁统治下德国社会的现状及弱势群体从惶恐到觉醒的心路历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安娜＆#183;西格斯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被烙上现实主义印记,但她又不完全囿于现实主义的束缚,在小说中力求呈现的并不是僵硬的历史记忆,而是带有主观神秘色彩的社会现实中自我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