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坛宪法草案》制定中制度设计与政治角逐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民初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影响,委员会希望利用制宪制约袁世凯。他们在制度设计时将权力集中于国会,致使《天坛宪法草案》违反了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袁世凯也难以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在国会拒绝袁世凯修改宪草要求后,袁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方法阻止国会开会,《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张华腾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初议会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斗争。斗争结果是议会被解散，袁世凯专制独裁政权确立，辛亥革命最后失败。因此，揭示袁世凯与民初议会的斗争...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论章太炎与黎元洪的交谊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与民国时期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过从甚密。章太炎对黎元洪的青睐,半出于民初政治斗争的需要,半出于他对黎元洪个人品德的钦慕和对黎元洪所予帮助的感激,而民初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章太炎看重黎元洪的首要原因。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于倡农,兴办农业组织,举办农业学堂,惜农,护农,颁布政令等.清末民初我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关于民初商会调和党争的活动，在近代中国商会政治活动的发展史上，是一次值得重视的事件．但迄至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因此，本文拟依据有关史料，就民初商会的调和党争作一初步探讨。许多地区的商会在辛亥年间由热衷于立宪转为支持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清王朝更趋孤立而加速覆亡，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尽快结束时局的动荡，恢复经济的发展，在革命派短时期内难以取得北伐胜利并统一中国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商会又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转而寄希望于控制北洋军权的强权人物袁世凯，并制造各种舆论帮助袁世凯…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清末民初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实践探析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及其原因分析

一、政党政治的运作及其失败民初政党兴起后,政党主要在临时参议院和国会中活动。围绕政权问题,各种党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权于袁世凯伊始,政党斗争开始。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着手削弱同盟会的势力,增加了自己的权力。首先,在组阁问题上,企图通过亲信把持内阁,使责任内阁有名无实,听任自己的控制。而同盟会则希望尽量保持自己在内阁、参议院和地方的实力。在组阁时,袁推荐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同盟会希望自己的会员任总理,双方相持不下,后经立宪派赵凤昌等人调解,达成唐出任总理,同时加入同盟…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论民元商界“争复公权”运动

民国元年 ,在商会的组织下 ,商界发动了一场“争复公权”运动。由于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政府对该运动做出了不同反应 ,影响了商界的政治倾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初政局。该运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它不仅是商界整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而且反映出商界民主、参政意识的显著提高 ,是商界政治素质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

李大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人们尚未提到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曾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 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是指袁世凯死后特别是张勋复辟以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民主力量对袁世凯的继承者军阀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从1917年7月孙中山正式以“护法”为号召算起,到1923年年底国民党“一大”之前结束,历时达六年多.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充分地吸取了其他先进国家实行民主政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常全喜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颁布和...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兼论章太炎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中,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在章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中,主要集中在对王船山的民族思想、王船山的历史观,以及对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的比较等三个方面。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