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有多难

北京市今年年初推出破解社会组织登记难的新办法：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4类组织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但至今,民间组织仍在登记的门槛前止步徘徊,虽然有“4类组织直接登记”在内的种种利好政策,但找“婆家”依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民办NGO“独立”

“感谢郭美美，是她牵出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才让民办NGO有了‘独立’的机会。”几位民办NGO的负责人戏谑道。 7月413，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以直接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透视——对中国企业家相关调查报告的分析

“1 993- 1 999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基本状况、职业活动、素质与能力、相应的制度及培训问题进行了系列调查 ,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河南省企业调查队等也就企业家联合会的现状与走向进行了调查 (见表 1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系列调查报告的分析 ,审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的基本轨迹。　表 1　企业家队伍调查报告时间主　　　题实施单位1999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改革的判断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998素质与培训 :变革时代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中国企业家调查…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

一、关于村级组织调控农地的主要批评1 997年以来 ,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农地承包制 30年不变 ,且“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按正常理解 ,这是要求承包期内不调整农地 ,为中国近 2亿农户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但是 ,各地的农业结构调整、规模经营、农业公司、城市化等等举措 ,还是频繁涉及农户承包地的调整 ,并且经常被人为扭曲为任意损坏农户权益 ,致使土地纠纷激增 ,严重影响农户对国家土地法规、政策的信心 (张孝直 ,2 0 0 0 ;杨学成等 ,2 0 0 1 ;新华社 ,2 0 0 3)。罗伊·普罗斯特曼等曾根据 2 0 0 1年对中国 1 7个省的大规模问…     

中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加社会捐助活动的意愿和行为取向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和志愿行动的参与 ,作为公民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有长足的发展 (Ellis&Noyes ,1 978;Douglas ,1 983;Wuthnow ,1 991 ) ,近期更是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 (Salamon ,1 999)。在我国 ,随着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的开展 ,这一论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尤其是有关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 (王绍光 ,1 999;苏力、葛云松、张守文、高丙中 ,1 999;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 ,2 0 0 1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 ,2 0 0 2 ) ,以及针对非营利组织…     

“中国公益慈善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由民政部主办的“中国公益慈善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日前在四川成都启动。据悉，该项目为期3年，培训对象以公益慈善相关政府部门主管领导及慈善组织管理者为主，2011年～2013年准备开展7期培训，累计培训400人左右，其目标是培养创新型公益人才、慈善专业人才队伍，促使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自律机制的形成。     

社会组织亟须完善“造血功能”

7月1日，广东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除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之外，全省社会组织无须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可以预见，广东将迎来一个社会组织登记肘‘井喷”期。     

浅析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机制建构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根本。目前,公信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慈善组织乃至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大顽疾。本文从政府、慈善联合会和慈善组织三个方面出发,探讨了构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相应机制,试图以制度信任的有效性保证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利益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也越来越频密,其对国际机制的参与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皆成正比地逐年增长。其中包括参与三个由东盟发起和主导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即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中国合作(“10+1”)和东盟加中日韩(“10+3”)。对中国而言,上述机制具有一些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特质。中国自1971年以来先后加入的众多国际组织中,绝大部分机制都是由大国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中国作为后来者,注定了更多是以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文化动因

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蕴涵着传统慈善文化的底色,慈善事业发展程度折射出慈善文化持久的影响力。中华慈善文化以家为起点向外扩散,家由此成为了行善的逻辑起点,是爱与善最先生发的地方,也是亲亲而泛众的源头。中华慈善文化的逻辑谱系为“家在前、国在后,中间强调个人和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关怀和家国情怀,背后蕴含着个人“修齐治平”“成王成圣”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鲜明特色表现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导;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伦理基础;遵循亲疏远近与特殊信任原则;偏好直接捐赠的慈善模式;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长期并存;在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向善中有巨大价值。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慈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华慈善文化形塑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中国式慈善的现代化绝非是走向西方化,而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支撑,理性建构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慈善事业。     

论“单位”研究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组织和制度极富“特色”的话 ,“单位”应该是一个表征这种特色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 ,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中 ,都不存在相似的组织和制度 (李猛等 ,2 0 0 0 ;刘建军 ,2 0 0 0 :1 1 )。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单位”现象 ,吸引了国内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将“单位”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基本单元 ,始于华尔德 (ＡｎｄｅｒｗＷａｌｄｅｒ)对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与权威的研究 (华尔德 ,1 996 1 987) ,国内有关“单位”的研究 ,多以华尔德的观点为基础 …     

人人慈善：传递、交流与分享

慈善是什么？ 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马上联想到捐出自己绝大部分家产的“贤富”比尔·盖茨夫妇和股神巴菲特，还有卡内基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以及熠熠闪光的各类慈善榜，进而也会联想到种种与之相悖的“反面典型”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口诛笔伐。     

“‘中国社会学的最新发展与走向’暨《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编纂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 0 3年 8月 2 0 - 2 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南京联合主办“‘中国社会学的最新发展与走向’暨《中国社会学年鉴 ( 1 999- 2 0 0 2 )》编纂学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社会学界部分著名人士、《年鉴》编委会成员共同探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并商议最新一期《中国社会学年鉴》编纂事宜。学者们就中国目前社会学的发展现状、特征 ,以及未来走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讨论与交流 ,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与合作。《中国社会学年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专业学术资料书刊 ,创办于1 989年…     

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

慈善事业唯有坚定且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得以充分利用既是慈善事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慈善事业现代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能促进慈善资源分配更高效、更精准和更主动;促进慈善组织与社会成员的连接更便捷、更深入和更持久;促进慈善环境更文明、更包容和更开阔。但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慈善事业现代化出现了结构性偏离：数字应用层次低;慈善环境愈加封闭;个体慈善和公益营销增势明显,但组织化慈善的活跃度和慈善组织的存在感均下降。为了避免出现方向性偏离,亟需从底层致因入手对结构性偏离进行矫治。追根溯源,偏离的背后由表及里依次是各类组织的乏力、相关制度的缺漏和对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全景及数字技术局限的认知不足。相应地,矫治的思路应是升级认知,处理好多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慈善事业与相关系统的关系,为慈善方式的成长提供空间和支撑;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用“小数据”完善大数据,促进算法智能与慈善智慧相结合;处理好组织与技术的关系,增强慈善组织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权,提升互联网平台的“慈善”含量;处理好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类组织在现代慈善事业运行体系...     

理事资讯

按照六安市委市政府《六安市2013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的通知》精神，深入开展感恩自强教育，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六安高级技工学校于11月4日-11日在全院开展“慈善公益行，美丽中国梦”2013慈善一日捐活动。11月11日在校广场举行了简短的捐赠仪式。     

一个免费养老院的两难困局

他不是富翁,却热心慈善。13年了,辽宁丹东人张克勤义务赡养几十名孤残老人,他和他的“夕阳之家”养老院一度被社会关注后,又复归平静。近来,因当地民政部门的一纸停业通知,这个养老院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

本文是针对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部分社会科学学者所提出的本土化研究取向所做的回顾与反思。倡导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者 ,怀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路的质疑 ,对自身的学术实践感到的忧郁和苦闷 ,极力主张从本土的社会文化脉络里寻求对本土社会及本土人的理解 (林南 ,1 986 ;杨中芳 ,1 987,1 991 ;杨国枢 ,1 993;1 997;周晓虹 ,1 994;杨中芳和彭泗清 ,1 999;赵旭东 ,2 0 0 0 )。这种思考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 ,如何操作性地来界定本土人或者说中国人的特质 ?实际上 ,由“族性”引申出来的“中国人”…     

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与王毅先生商榷

近些年来 ,随着明代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一些社会病态现象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流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明代流氓的构造成份、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 ,王春瑜、陈宝良等学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了细致描述 (王春瑜 ,1 991 ;陈宝良 ,1 993 :1 53 - 2 47) ,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了解和认识。《社会学研究》2 0 0 0年第 2期和第 5期刊载了王毅先生的长篇论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通过明代后期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下称“王文”) ,该文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为明代流氓史…     

南京市将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8月22日，“南京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创新论坛”传出消息，南京市将打造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重点扶持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建设。     

慈善新流变

慈善在中国,曾一度是“伪善”、“假慈悲”的代名词。慈善在中国,也一度因为个别善款和贪污、挪用等敏感问题联系在一起,让许多人的爱心望而却步。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程一样,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在矛盾和争议中曲折前进。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慈善事业逐渐进入民众视野,NGO也如雨后春笋,渐渐成长为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和谐社会,“慈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调节着转型期的贫富分化,调节着日趋滑坡的道德文明,调节着社会的融合与稳定。2005年,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这里树下了一块里程碑。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发出了一个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