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适用中的法度边界

专利权原权与专利权救济权并非同一,决定了停止侵权并非专利侵权司法救济中的必然结果。专利权保护的强弱选择需要、专利权异化导致的停止侵权责任功能的"失灵"、法官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偏好,为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停止专利侵权责任中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关乎专利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以美国永久禁令制度的司法实践变迁为鉴,中国法官在停止专利侵权责任中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确立法律精神、伦理道德、专利政策的指向性标准。     

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理论探讨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归责原则应否和赔偿责任之外的侵权责任结合在一起.更是争论的焦点,而当争论蔓延到TRIPS协定时.或者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时,又会涉及到无过错责任是否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体系中等等问题.这种学术认知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和无所适从.本文尝试就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浅见,以期能够澄清有关错误认识.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实证研究

司法实践调查研究表明,随着专利侵权案件数量的增加,专利法所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由于专利人举证存在困难,在实务操作中存在赔偿数额过低的问题。对采集到的法院案例进行统计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存在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得到更好的应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加害人不明侵权行为探析

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则多数判定由全部可能加害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角度出发,这样的判决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归责原则理论。在当前法律规范并未对此类侵权责任作明确规定的法制框架内,侵权之诉不宜作为受害人的最佳救济途径,而应另寻他路,如介入刑事公权力、工伤赔偿、意外伤害保险、生命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等,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完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凸显出许多缺陷,很难满足行政赔偿司法实践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应当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确立以公务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危险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将行政不作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扩充到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完善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重构。     

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创新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是我国制定民法典的重要步骤,标志着我国民法法典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纵观《侵权责任法》,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从整体上说,《侵权责任法》是一部成功的法律,在许多方面上都有所创新。这种创新除具体制度创新外,如确立了数人侵权责任、死亡事故中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网络侵权责任、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医疗损害责任、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等,在理论层面上也有所创新,这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确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思考:比较法的视野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开始极力扩张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使其能够较好地发挥出惩罚被告与遏制他人实施相同侵权行为的功能.美国、日本、韩国等将其适用于专利权保护与侵权救济,形成了专利侵权之诉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对故意侵权的认定、裁判程序、评估方法以及对惩罚性赔偿金额度控制等方面,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为我国确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我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应大胆移植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使之成为惩罚侵权行为和鼓励创新的一种机制.     

商事侵权责任之内涵论析

商事侵权责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发生的新型侵权责任,是商事主体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承担的商事赔偿责任。商事侵权责任区别于传统民事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以严格责任为基础,责任形态经济化,其侵害的客体也较为复杂。鉴于商事侵权责任内涵的独特性和区别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特点,在未来的制度设计方面必须有所反映。     

WTO“知识产权协议”与专利权司法保护

专利侵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在司法实务中受到很大限制。然而这种限制起源于司法解释，并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依据。鉴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犯罪对象方面表现出特殊性，且为贯彻诉讼经济原则以减少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消耗和法院审判资源的浪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做出司法解释，扩大侵权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     

产品侵权责任体系研究

产品侵权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亟需相关法律进行规制。《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领域的基本法,其通过和实施使产品侵权责任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相关法规的内容仍存在分歧,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体系尚不够健全。从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承担主体及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对我国产品侵权责任体系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对其发展有所裨益。     

唐代法制中侵损人身行为的赔偿

在我国古代法制中,侵损人身的行为主要属于刑事范畴,法律将施予致害人相应的刑事处罚。从唐代的官方法典中的具体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在某些特殊的法定情况下,致害人在承担公法责任的同时,还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如“赎铜”、“保辜”制度中就有包含损害赔偿部分的责任形式。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这种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损害赔偿的知识产权评估研究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重点和难点。现阶段,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在实体标准、程序以及评估程序与审判程序衔接方面存在问题。对此,应加强知识产权评估基础理论研究,在明晰审判程序和评估程序职能区别的基础上,完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相应的审判程序和损害赔偿评估体系。     

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为视角

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主要源自于民法上对有体物的规定。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侵权即判令停止侵害业已成为专利领域的司法惯例。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被视为是侵权当然停止论的突破。但中国现行专利权制度并没有就其中的公共利益及合理费用等概念进行厘定。美国在禁令否决和替代性措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立法沿革及现有的司法实践上看,公共利益与企业性质以及专利性质无关,应当严格界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内。当权利人滥用专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也可适用第26条。合理费用不同于自愿专利许可使用费和强制许可的许可费,而应是在给予侵权人充分救济的前提下对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在合理费用界定方面,可以通过借鉴美国乔治太平洋案所确定的15种因素来进行判定未来使用费。此外,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不应扩展到诉前禁令。     

专利创造性判断之客观标准评析

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成为其能否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要件之一，对专利创造性标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分析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客观标准的涵义、确立与实际运用，在于指出该标准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与发展的起来，并应随司法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实现客观化。     

心理健康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协调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将心理健康赔偿问题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混为一谈的情况,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协调好心理健康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者的关系,涉及到对公民健康权的全面保护。为此,未来立法只有协调好生理健康赔偿、心理健康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全面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     

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及其赔偿数额的具体增加是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的关键问题。美国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标准经历了从“适当注意的积极义务”标准到“客观上不顾后果”标准的演进,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认定故意侵犯专利权成立及赔偿数额增加的具体要素。我国应在借鉴美国相关理论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进行规定。     

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行政调解

借助行政程序保护专利权依然是最为有效的选择之一。而行政程序当中的调解,在解决专利损害赔偿纠纷时具有与行政执法制裁和司法救济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是解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难题的上策。但专利损害赔偿毕竟是私法上的请求,因而行政调解的适用应受到一定的规制,并且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更新与完善。     

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及建构

文章以分析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分析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现实中运行现状并进行原因解析,指出法律的逻辑秩序与法律的实践秩序间存在冲突,认为在实现公法目的与维护私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平衡。同时从多个维度研究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内在价值与功能。最后通过对“四个关系”的思考,着力构建权力具有内敛性、法律体系具有逻辑性、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变迁：德国的立法和司法裁判评介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而“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德国立法领域，“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用语与行为方式较为模糊，试验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和试验目的具有多样性；在德国司法领域，该原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适用统一，注重社会公益性考量和对法条进行宽松解释并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