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一部最具争论性的小说。自诞生以来,眨之者诋为“市诨之极秽者”(明李日华·昧水轩日记),“当急投秦火”(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赞之者誉为“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实,除去书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写,《金瓶梅     

学术研究与批评——请教大陆学人徐朔方先生(摘要)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郑振铎称它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我们民族的这一宝贵文学遗产都十分珍视。为了促进对《金瓶梅》及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本刊自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起特辟《金瓶梅》研究专栏,同年第五期刊载了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的《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一文。《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一书的作者、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台湾新闻报》第八版发表了《学术研究与批评——请教大陆学人徐朔方先生》的答辩文章。下面摘要转发魏子云先生的此文。同时,本期还发表了徐朔方先生对魏子云先生答辩的复文。 我们认为,海峡两岸的学者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商榷,是一件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祖国学术事业繁荣的好事。遗憾的是,本刊一时尚无法直接与魏子云先生和《台湾新闻报》编辑同仁协商发文事宜,故而只好将魏子云先生的文章略作摘要,作为学术信息发表,以飧读者。我们由衷地欢迎更多的学者参加讨论,广泛、诚恳、友好地交换意见。对此,本刊预致谢忱,并将竭诚提供服务。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     

一部“金学”研究的力作——《金瓶梅注评》评介

《金瓶梅》问世四百余年来,一直是为人们所注目的一部“奇书”,以它特有的价值和诸多的奥秘所引起的争论,历时之久,分歧之多,毁誉之鲜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发展史上堪称一大奇观。近十年来,对《金瓶梅》本身的研究,以及考证作者、成书、版本等问题,依然是“金学”界研究探索的热点。而朱俊亭、毛德彪却另辟蹊径,致力于“金学”基础性研究,并推出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金瓶梅注评》(以下简称《注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也是一部难读的著作。     

污秽西门府，纯洁《金瓶梅》──《金瓶梅》斥淫描写辩正

污秽西门府，纯洁《金瓶梅》──《金瓶梅》斥淫描写辩正潘承玉（一）《金瓶梅》自问世以来，“贻讥于诲淫”①近四百年矣。“逢人情欲，诱为不轨”②，乃“市诨之极秽者”③的道学家津唾未已，又出现了现代学者“自然主义标本”的指责，称《金瓶梅》“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     

《金瓶梅》书中的徽州方言注释

《金瓶梅》斯书问世以来，诸多大家均认为是以山东方言写就。因为《金瓶梅》斯书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繁本《水浒传》第23回套出，有个既定的地理背景。既然《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用山东方言似乎顺理成章。前贤姚公灵犀就说：“既叙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说归说，他们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只是大约摸估猜而已。正如孟宪章先生在《论金瓶梅语言模式与山东方言说》一文中说得好：“清代的‘蛮’也好，现代的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     

《金瓶梅》的语言多元系统及其形成的原因

《金瓶梅》一书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明代社会,特别是下层城市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它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起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上述两个方面已有很多学者做过很好的分析、论述和评价,我们这里要谈的是来自完全不同方面的考察,即它的语言价值方面。《金瓶梅》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当时都市下层群众的口语。真实地、完整地呈现了那个时期的汉语的自然口语面貌。这一点比起它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都要珍贵十倍,就是它以前的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见版本我们今天要谈金瓶梅的版本,自然要参考孙楷第先生所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该书“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所记金瓶梅版本很多,不单本国的,还有日本的。如: 《金瓶梅词话》一百回     

谈《金瓶梅》与《红楼梦》作者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是封建社会里小说发展的极峰。 但是,这部杰作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等方面,它从《金瓶梅》那里确实受惠良多。它既有抉择后的借鉴,更有扬弃后的升华。两书最大的共同点是:(一)都是写一个家庭的盛衰;(二)都描写了众多的女性。然而,我们读《红楼梦》,犹如欣赏一丛鲜花,品味一瓯香茗,思想感情会升华到一个崇高的境界;而读《金瓶梅》,却象面对一潭死水,嗅到阵阵臭气,又象踯躅在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它的早期流传,与我国当时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首领袁中郎、袁小修兄弟,具有密切的关系。袁中郎的《锦帆集.思白》,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但是,这两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时间,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考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笔者通过考证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这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而非万历二十四年。     

《金瓶梅》“性目的论”初探

《金瓶梅》历来被视为“淫书”,即便是那些为它唱颂歌的论者,也一定在“但是”之后谴责一下它的性描写,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亦即不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而从性学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金瓶梅》,情形兴许会不大一样。吴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金瓶梅》“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邁胁而予以摈斥”。“逼胁”之感大可不必,     

《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吗?

一九五八年,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明清文学小组,曾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金瓶梅》的评价展开批判(注)。这本自成一家的文学史著作起初认为:“《金瓶梅》有它的艺术价值,但是一本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见同年三月一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文系同学提出了:“《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的反现实主义作品。”著者接受帮助,说这次运动使自己“明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所以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新一版的修订本中便得出了“从总的精神来说,它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的结论。事过境迁。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人们已经逐步从严峻的历史反复中冷静下来,开始对事物作出较为切实的评价。自然,《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与分析研究也有可能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进行。现在,公开说它是一部反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还未见到,但持有它是不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的疑惑却还存在。对于这个以什么样的方法     

《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

关于《金瓶梅》的价值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仍然执著地认为,无论是把它放在中国世情小说的纵坐标或世界范围同类题材小说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都不失为一部辉煌的杰作。只是由于过去那旧有的狭小而残破的阅读空间,才难以容纳它这样过于早熟而又逸出常轨的小说精品。     

吴晗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遭到了鲁迅、郑振锋、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的否定。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立在严肃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锋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自此以后的60多年间,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     

《金瓶梅》: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一种文化资源

《金瓶梅》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通过对《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伦理叙事以及官商家族小说内在关系的揭示,可以勾勒出《金瓶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对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深远影响,以及它与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契合形态.     

人性的严肃审视——谈《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的社会认识意义

陈家桢同志的《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是一部在研究《金瓶梅》方面具有深刻社会认识意义的专著。在《金瓶梅》里，主人公西门庆从始至终都在追逐女人。与西门庆有性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妇人包括原配在内达二十多个。为了占有女人，西门庆丧失了理智，他色荒如炽，频繁“征战”，最后终于导致脱阳，暴死在“性战”的“战场”上。人们通常认为，《金瓶梅》主要是通过对西门庆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它对社会的教育的；《金瓶梅》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它的警世作用。但是人们又想，如果只是为了警世，兰陵笑笑…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后记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从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等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肯定此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此书的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文艺界、     

试析《金瓶梅》中的世界图景

对于古典长篇小说《金瓶梅》，现代的学者大多注意到其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意义，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作品过多地暴露、渲染了社会的黑暗面而缺乏理想、光明的亮色，因而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不管是褒是贬，今人对这部书中的世界图景是阴暗甚至黑暗、绝望的认识是颇为一致的、然而，这毕竟是现代人的看法，古人并不一定都这样看。如明人袁中道在《游居柿录冲曾记董其昌的话说此书“极佳”，沈德符《野获编》中则引袁宏道的话说此书“甚奇快”，而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更赞此书“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显然这样的评语…     

“六黄太尉”是六个太尉吗?——兼论《金瓶梅》作者非徐渭或“大名士”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六黄太尉",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是仅此一见的莫须有的人物和官职。《金瓶梅》引入这个人物,乃实指一个不具姓名的太尉,而非六个。以六黄太尉为六个太尉并以此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显然失察了。面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舛误讹夺之处,以徐渭或"大名士"必不能这样粗制滥造为由,拒绝接受这部伟大小说的种种瑕疵,甚至曲为说辞的索隐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并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合理的质疑。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也不能为了人为实现它的完美而曲解它在创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