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对王士禛之诗作与诗论的评价

纪昀在论述明末清初诗家作品时,常以王士禛的意见与看法作为论断的依据。而在论及王士禛的诗作与诗论时,纪昀是以"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为其诗学核心,并以"秀骨天成"及"伤于肤廓"作为诗派的得失利弊所在。     

《唐人七律神韵集》为伪托之作——兼王渔洋《神韵集》浅考

《神韵集》是清代大家王士禛早年编纂的唐诗选本.江西图书馆馆藏清初刻本《唐人七律神韵集》内署“王士祯(原名王士禛)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该集是《神韵集》的变异版本或至少有部分诗歌为王士禛所选.事实上,通过当时的原始文献以及该选选诗内容、特点、数量等方面的考析可知,王士禛所选《神韵集》的所有版本均已佚失,《唐人七律神韵集》应为伪托之书,该书并非王士禛所选,乃为清人汪棣所选之唐诗,汪棣鉴于士禛极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而伪托王士禛所选以扩大文学声势,达到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目的.     

论王士禛对严羽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明清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严羽诗学的影响,清初著名诗论家王士禛的诗论亦如此。王士禛论诗以提倡清闲淡远、含蓄蕴藉的“神韵”著称,诗歌的这种审美特征实际上源于严羽。王士禛在诗歌审美特征论、创作论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诗论的基本宗旨体现出了相当的     

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曾经两次入蜀,对蜀道的山高水长路险,有真切的体会;对沿途的历史风烟,有无限的感怀。期间创作大量诗歌,或写景状物,或咏史述古,或题赠亲友,都发乎至情,蕴含了凝重的羁旅行役之愁、思乡怀人之痛、吊古伤今之感,深刻体现了王士禛入蜀途中的情感世界,是王士禛蜀道诗感人至深的重要因素。     

秀水沈氏本《河岳英灵集》与王士禛《河岳英灵集选》讹误浅考

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版本繁多,目前宋刻本、明善本、汲古阁本、日本文政本和清代几个版本在国图皆有留存,而元本与秀水沈氏藏明翻宋本的《河岳英灵集》已无存。值得庆幸的是,清人王士禛《河岳英灵集选》的删纂依据是元本《河岳英灵集》,而晚清张元济主编的《重印四部丛刊初编.河岳英灵集三卷》用的是秀水沈氏藏明翻宋本影印。因此,我们仍可通过对王士禛《河岳英灵集选》以及张元济主编《重印四部丛刊初编.河岳英灵集三卷》中内容的研究,还原元本和秀水沈氏本《河岳英灵集》的一些原貌,并校正王士禛《河岳英灵集选》和秀水沈氏本《河岳英灵集》的一些讹误。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2010年陶渊明研究论文索引

1.＂不为五斗米折腰＂并非事实/何仟年//九江学院学报第一期2.试论王士禛对陶渊明的接受/夏正亮;黄健荣//九江学院学报第一期3.陶渊明前期仕与隐矛盾心理解读/武宏璞//九江学院学报第一期4.2009年陶渊明国际学术研究会综述/吴国富//九江     

汪楫使琉球及其著述论略

历史上的琉球是中国东海中的岛国,明清两代,中琉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的封贡关系。清康熙年间,汪楫充册封琉球正使,率团册封琉球国王,为中琉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对汪楫使团册封琉球的史实加以考述及对汪楫撰写的使录著述的评析,可以了解清初中琉关系的概貌。     

试析王铎书法艺术

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中尤以行草最为世人所重,王铎的草书虽然是学自二王灵秀俊逸一路,其用笔却出自颜真卿、李邕的厚重浑朴,熔碑帖于一炉。涨墨在王铎书法上的应用更发挥到了极至。他的书法气度雄厚、笔性老辣、涨墨淋漓、章法宕逸,自成一家。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非君”与“排满”——辛亥革命的现代性诉求及其中国式表达

明末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被立宪派和革命派赋予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洋务运动以来提倡的"中体西用"说不同,黄、王二氏的学说是长期被视为传统政治边缘的异端和叛逆思想,他们重新进入了清末知识界的话语系统,成为宣传君主立宪和民族革命的利器,这种"现代革命"的中国式表达,是中国谋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必然选择。     

在传统和现实的碰击之中——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

作为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开创者的王韬,在晚清文言小说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是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过渡的一位承上启下者,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小说作家和流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晚清文言小说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也不无稗益。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赵翼的诗和史学

赵翼号瓯北,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文人。生前以诗人名世,与同时之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诗家,收于《瓯北诗集》者达4883首之多。身后则以史学家见称,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其文学著作主要为《廿二史札记》与《陔馀丛考》二书。关于《廿二 史札记》之评价,原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下,其后则逐渐提高而列于钱、王二人之书以上。其主要价值在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二十四史原书作具体的分析评论,因而于初读二十四史者有导读的作用,为史学方面特具创造性的成就与贡献。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