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明清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一条淮盐运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广大区域内的百货交换之路,更是扬州盐商传播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空间通道.这一通道持续500多年,成为一条不同文化群体间多维、互惠交流和融合的文化线路.     

浅析扬州儒商文化旅游开发

扬州经历了汉代、隋唐、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扬州自古存在浓郁的人文氛围,国际国内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兴盛,至明清时期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支撑扬州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又哺育了扬州的商业经济,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商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诚信经营,营造儒雅本分的社会形象,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儒商群体,造就扬州丰富的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具体有商业文化、住宅园林、学派书院、扬州八怪、年节礼仪、典故传奇等。如今扬州对儒商文化旅游的开发还远远没有完备,既需要对扬州已开展的盐商文化旅游进行儒商文化旅游的高规格提升,又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商文化。开发扬州儒商文化旅游的初步设想有:组合扬州儒商文化主题旅游的线路,举办全国性儒商主题大会或国际儒商文化节,开展儒商住宅休闲游,建设展示"儒商文化"古今成就的专门场馆等。     

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论清中期扬州盐商文化——以“扬州二马”为例

盐商文化是清代文化史上极为独特的一笔,它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和盐商主客观的条件;形成之后,它在清代文化的诸多领域硕果累累;"扬州二马"基于其优越的家世背景和自身爱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为辉煌,足为清中叶盐商文化的卓越代表。     

新时期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扬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地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特点、价值及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就保护与开发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为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出新的见解和思路。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 ,已经成为现代人类连结、延续历史的最直接的途径 ,因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行动。而现代化程度最高、由此造成传统与历史文化遗产破坏和丢失最为严重的 ,是当今世界上的沿海各国尤其是其沿海区域 ,因而对沿海区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在全球性海洋开发浪潮下显得更为迫切和急需 ,我国的情况亦然。强化国民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树立正确的人文社会发展导向 ,加强调查研究 ,细化政策法规 ,加大措施力度 ,是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确保成效的关键所在。     

文化扬州建设与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城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扬州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深厚底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打造“文化扬州”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保护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人文价值理念

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雏度可以是多元的.应当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历史文化遗产陷入可能同时被简单处理与被过度消费的双重险境,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必须确立人文价值优先的理念,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处,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论隋炀帝陵在扬州的必然性和修复开发的价值

晋王杨广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热恋江南的深厚情感,江南是杨广发迹之地和可攻可守的根据地,江南的发展确立了经济、政治、人才、军事、文化南朝化的基础,决定了炀帝最后南下的必然性和江都宫变后死葬扬州的结局。炀帝墓陵的变化,说明了炀帝不能否定的历史价值;还原炀帝功大于过的面貌和他对扬州的贡献是扬州旅游开发的基础;炀帝陵区的复修为扬州旅游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甘肃特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甘肃特有民族,其历史文化遗产是这些民族智慧、情感、个性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见证,它的保护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外来信息传媒的冲击,加上法律的滞后、政府管理的不当、人们观念的缺失和经济的落后,这些民族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由此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建立更加适合这些民族情况的依法保护长效机制已成为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对策思考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认识上要处理好继承和利用的关系,深刻理解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要把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放在首位,做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并重;实施遗产的数字化战略,寻求遗产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申报“世界遗产”,旨在提高遗产的保护意识;遗产保护和现代化建设同存共荣。     

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论撒拉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一些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的小族群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最容易被涵化。这些民族的物质文化越来越趋同于相邻民族或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文化,而其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则随着老人的去世而成为遥远的记忆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抢救和保护这些文化,强化地方性知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价值,使人类文化继续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能够做到“美美与共”是十分必要的。     

论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贡献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民间法因其地域性、民族心理性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系,使其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具有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主动全面保护、"三同时"保护和等边保护机制的可能性.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能工巧匠的减少及民间法自身的缺陷,极大地削弱了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应摒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顾代价的消耗,充分发挥民间法的优先适用效益,切实保护好传承人并建立有效的传承模式,依托民间法建立有效的外附激励机制和公平激励机制,设立专门基金会等,以发挥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     

目标差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也谈我们的建议和对策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本身具有一些科学的规范和规律。然而,在许多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仅仅限定于开发这单一目标,因此,保护的整体性、最少干预性与开发的随意性、实用性悖论在全国各个地方普遍地存在,两者在目标设计上的差异,导致一些非常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出现。本文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力图找出可以供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和决策者们思考的对策性智慧。     

文化遗产与保护：意义消解与价值重构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化石”,它所凝聚的文化在其繁荣时期的鲜活生命和社会价值,随着文化所属时代的结束而发生原生意义的终结;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在文化遗产这一“旧”的文化形体上又实现了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价值重构。     

试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作用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其保护,并探讨了政府在文物的保护规划、法制建设、资金投入、教育培训及博物馆管理等方面的职能和使命。     

关于“非遗”保护三个基本问题的话语分析

话语研究不仅关心人们如何言说,而且更为重视分析决定言说方式的深层动因。“非遗”保护既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权力角逐的场域,又是一个可通过不断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人们对于“非遗”保护的认识人言言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各阶层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非遗”保护工作正是在争论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工作目标、指导原则、实施方案,体现了极强的话语建构性。“非遗”作为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隐形载体,活态传承性是其精髓与灵魂;“非遗”保护必须以人为本,只有让“非遗”与现实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和耦合,“非遗”保护才可能取得实效。     

论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

科学界定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是法律有效保护的关键。本文从比较法角度,论证了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应包括精品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