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史与学术史交叉点上的反思与建构——论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也表现在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发展,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和洞察,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相关联,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职业意识,而且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国家使命。     

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与异化镜像——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从异质文化间文学镜像角度来思考竹枝词的近代转型,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竹枝词中出现了"假洋鬼子".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西俗东移和西学东渐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主体性.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包括有"冶游弟子""留学生""洋奴""西崽"等四种类型,在竹枝词中经由书写者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审美认同等多重视角中建构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异化镜像,此类形象为知识阶层对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等社会转型心理诉求提供了路径.在维新变革的社会思潮中,可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是中国"他者化"的文化隐喻,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论知识分子的责任——由福田恒存《一只和九十九只》引发的思考

日本文学批评家福田恒存的《一只和九十九只》立足于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即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问题的看法,分析这一看法对我们全面把握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有良多的启发意义。     

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论语》英译本既具文学色彩又具现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语言简练但涵义丰富,为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空间。通过分析Waley的译文,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及制约Waley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进行建设性思考。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消解及重建

知识分子在人文学科中不是一种职业的界定,而是一种哲学抽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本渊源应是孔孟悉心培养的"君子"或"士",他们以其主体性人格的凸显而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鼻祖.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却处于日渐消解之中.人文情怀的回归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与本土心态

作为汉语世界里的一种话语生产,东南亚华文文学难免受到汉语母体文学(古典或现代)的影响.从历史的层面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初期阶段基本上是以"侨民文学"的形式发展起来.过去东南亚华文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是尚未具有主体性的侨民文学,因此中国性的展现是非常自然的.从中国飘洋过海而来的祖辈们把"中国"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并且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以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始终无法抛开与中国文化藕断丝连的关系.     

辞格中的同与异——一场比较文学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论争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与汉学家苏源熙将以余宝琳为代表的汉学家有关"中国讽寓"辞格的研究概括为文化相对主义诗学,而汉学家对此的回应则再次强调了中国文学术语自身的特殊性.双方都指责对方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论争焦点实则在于中西比较赖以进行的基础--比较双方的共性并非是现成的,而是逐渐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对于比较而言,共性与个性缺一不可.而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异"的过度夸大将导致无效的比较.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对于韩国汉学家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韩国汉学研究富有个性与创见,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启示.     

汉学视阈下的明清女性文学经典化探析——以美国汉学家孙康宜之观点为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兴起后,传统文化中女性文学的"缺失"令人深思。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女性作品数量严重不成比例,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美国学者孙康宜为首的汉学家为例,从外部文化因素与内部女性美学剖析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现象,为探讨众多女性作品未被经典化的原因提供了启发,也为中国文学史的拓展修订提供了借鉴作用。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兄弟关系在思想与文化的选择中变迁——论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人伦底蕴

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制约着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影响着现代家族人伦关系，包括兄弟关系。现代家族小说作者通过对兄弟关系的书写，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思想交锋和道路选择，为历史留下了文学的记录。     

一个城市贫民作家的精神历程--石兴泽《老舍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序

文章从石兴泽著《老舍与 2 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说开去 ,在与西方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和西方文化比较中分析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传统 ,在与鲁迅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比较中分析老舍的精神气质 ,并就老舍城市贫民作家精神的某些特点作了精要分析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使用"疾病"意象的方式及其包涵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这当中也暗含着以"人"的觉醒为开端的现代主体内涵的嬗变。从精神疾病对理性主体的解构、"都市病"对欲望主体的反思,再到日常生活"疾病事件"对主体沉沦与超越双重困境的揭示,"后新时期文学"疾病话语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后新时期主体内涵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信仰与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中心地位日趋消解,非理性、欲望与"沉沦在世"对主体内涵的重建,也在疾病话语的审美反思中不断地呈现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主体失去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整合与同一,已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泯灭,它恰恰反证了现代主体的极端自反性与未完成性。     

民族文学研究的突破与束缚——评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为历史经线,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核心焦点,以"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与变异"、"差异与表述"、"地理与想象"、"迷狂与信仰"五大主题为坐标点,全方位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框架中加以思考,实现了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完整的图景"的目的,显示了学术视野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宏大完整性及学术前沿性。但此宏大的研究构架,又可能在无意识间放逐了研究的焦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视野宏大繁复、学科交叉多样的论述中,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发展的轨迹却可能被材料化、肢解化。     

谁的“主体性”？——巴赫金的“外位性”与伍尔芙的“双性同体”

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文学创作是人类创造的高级思维活动,其核心是精神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作者、主人公、接受主体的主体性。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影响到了作品最终要实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巴赫金的＂外位性＂与伍尔芙的＂双性同体＂从各自的角度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主体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