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循环经济下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关系。分析了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存在的信息分享情况,拓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认为激励合同的设计应该考虑行为双方对自然状态项不同认识的情况。以参数化例子阐述政府根据企业逆向物流活动设定激励合同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是成本系数和奖惩因子的比值;政府设定的奖惩因子是成本系数、风险规避量以及自然状态项方差的递减函数;合理的激励合同实施可以使政府和企业明晰各自的成本、收益以及风险。最后论述了该研究对逆向物流活动中政府和企业行为的一些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非经济性分析——运用激励理论的视角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经济行为效率缺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官员外在激励的有效性缺乏。而这种缺乏是由官员激励面临的问题决定的：一是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限制了货币报酬激励，而非货币报酬激励的运用导致了代理人经济行为的政治目的，从而引起了激励有效性缺乏；二是由于委托人目标难确定和代理人产出难评价，使得官员能够轻易地通过经济行为实现政治目的。如果使委托人目标确定和代理人产出评价容易，则又会出现委托人目标片面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简单的问题，从而降低激励的有效性。因此，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官员的内在激励非常重要。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企业经营者报酬契约市场化的代理成本

构建市场起基础作用的企业经营者激励和制约机制,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规避代理风是完善企业经营者报酬契约的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应用代理理论模型,设计企业经营者的市场化报酬契约,并为此基础分析降低代理成本的因素影响和路径选择,实现帕累托最优结果从而为完善企业经营者激励和制约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激励理论对经理优化报酬组合的探讨

对经理长期报酬和短期报酬的优化组合激励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建立了组合激励的两阶段搏弈模型 ,求解模型得到了最优报酬组合。结合构成最优报酬组合的各参数的含义 ,探讨了它们对最优报酬组合的影响。     

政府成本的内涵设定与构成要素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与政府职能(权力)、公共支出规模正相关.政府运行成本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与公用支出、职务消费密切相关;政府决策成本中的当前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落成本、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各个要素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析政府成本的内涵特点和构成要素,确定外延边界、描述相互关系,是政府成本绩效控制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医疗资源共享激励机制研究

鉴于我国医疗领域资源分配不均,布局呈现“两极化”,缺乏全局布置和整合的失衡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不对称信息下的医疗资源共享激励模型,探究最优激励因子和努力水平,讨论固定报酬和共享收益机制下的激励特征和最优参数设置条件,结合数值仿真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共享收益激励机制更为有效,医院的努力水平与激励因子正相关;政府的期望效用与激励因子正相关、与风险规避系数和随机因素负相关;努力水平和期望效用对激励因子更为敏感,但是外生的随机波动和环境风险因素亦不可忽视。最后,提出设定和完善激励机制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对浙江省部分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由任务本身、工作环境、个人发展目标、目标实现、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6个因素构成,提出了有效激励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的四项措施是环境激励、目标激励、工作激励和报酬激励。     

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与激励——基于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中央政府强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快速增长关键原因.通过分析一个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可以发现:首先,中央政府对于GDP数量增加的强激励会减弱地方政府进行其他任务的努力,从而带来偏离社会最优的扭曲.其次,中央政府的最优激励程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在现阶段的经济落后地区,继续实施以GDP数量增长为主要考核目标的强激励是可行的;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大幅度降低对GDP数量增长的激励.讨论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在GDP数量增长和GDP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同时提供较强激励的可能性,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研发外包的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研发外包中与创新相关联的成本特征及其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本文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外包者和承包商之间的激励机制,从而揭示出缓解这类成本的治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任务间努力成本相互独立时,外包者应强化对处于起步阶段承包商的激励,并对承包商在实现商业目标上的努力给予较高的激励强度;当任务间努力成本相互依存时,激励强度受任务间相互关系影响,若为互补关系,则应强化对承包商实现商业目标的激励,若为替代关系,则激励效能会被弱化。     

引入声誉机制的独立董事最优动态契约模型及应用

为了解决独立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基于声誉理论与契约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独立董事的声誉激励机制与显性激励机制相结合的最优动态契约模型,得出了实现声誉有效激励的条件和提高声誉激励效应的途径,通过与没有引入声誉激励机制的契约模型的比较,验证了该模型的优越性.最后对声誉激励机制在中国独立董事激励中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跨国并购的盈利可能性:对称与非对称两种情况的分析

在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大型的跨国并购主要都是水平并购,而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也大多是水平并购。可以证明,在开放条件下,并购者通过并购进入市场,如果可供选择的市场进入模式的成本足够高,那么这种并购就是有利可图的。然而,市场进入成本和并购的盈利可能之间并不是一种单调的关系。这个结论与经济活动的实践是相吻合的,跨国并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生,是基于跨国公司判断并购后有盈利可能的基础之上的。     

基于过度自信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研究

本文将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心理引入到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中代理人的最优激励合同。在建立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任务独立和任务关联时的最优激励合同,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若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任务不可观测)的过度自信程度超出该项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则对该项任务应该提供激励,反之应该采取固定工资制;提高收益率任务的最优激励合同受任务是否独立、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过度自信程度与风险控制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私企业主与经理双向的委托代理关系解析

文章从理论上完善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定义,指出私营企业业主与经理之间具有既互为委托人又互为代理人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双方是经营资源互补的合作关系。在分析业主与经理合作过程的基础上,文章建立了私营企业业主与经理双向委托代理关系期望效用决策模型,并提出私营企业应建立业主与经理互相的激励约束机制。     

防范串谋行为的独立董事最优激励机制模型研究

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实践中存在独立董事职能弱化及串谋问题,应建立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经营者结构下的防范串谋激励机制模型,得出最优防范串谋契约;在此基础上,建议对独立董事采取区别其所披露信息给予不同的激励工资,而且对他们的约束机制也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应加大对其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委托-代理关系下第三方物流中的激励机制研究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化第三方物流中物流服务外包方与物流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第三方物流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并通过对物流服务外包方代理成本和物流服务提供商激励报酬强度系数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指出构建物流服务提供商激励机制必须反映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特质、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外包方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经营者激励研究

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构造了一个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针对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设计企业的委托代理激励合同时,若考虑了对经营者的激励,则政府的风险成本、代理成本均比没有考虑对经营者的激励时的要小.从理论上证明了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必要性,为企业经理实行年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有节约群众对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的认同成本、克服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搭便车行为、减少对党员干部的激励成本与增强对党员干部的激励、降低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与教育费用以及消减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进一步加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     

信息成本、分工授权和激励

由于信息生产成本,真正起作用的是激励代理人获取信息的约束。私利的存在,更束紧了这一约束。其结果是增加期望薪酬激励成本,这是私利的不利影响。不过,私利的存在也减少了代理人在没有获取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报告项目不可行的动机,导致期望的薪酬激励成本减少,这是私利的有利影响。信息生产成本,私利影响的净效果决定了分工授权也就是项目论证和项目经营相分离与否。另外,对被否决项目的跟踪,也有助于降低激励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