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鸳鸯蝴蝶派的编辑策略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存在遮蔽,以致影响了其价值论定,鸳蝴派报刊的编辑策略则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鸳蝴派报刊编辑通过影像推介、名家评论等策略对女性小说家进行"包装",打造她们的媒介形象;另一方面,尽管女性小说在整体上可以看作鸳蝴派编辑理念的话语实践,但个别文本已呈现出对鸳蝴派男性叙事的"越轨",正是在对以本土资源为给养的鸳蝴派的模仿与超越中将女性小说涌向了现代门槛,提供了文学现代转型中"五四"范式之外的路径。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纷飞蝴蝶归何处——谈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消闲、娱乐及商品化倾向

鸳派游戏、消遣和商品化创作倾向 ,适应清末民初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符合文学的本体特征。该派文学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内容 ,并非只能导致文学的堕落。文学商品化兼有利弊 ,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市场机制促进艺术生产的发展 ,鸳派文学商品化倾向是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该派并非仅仅追求金钱利益 ,他们追随时代的脚步 ,发挥了有益于民族和社会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该派的创作倾向 ,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各国乃至中国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现象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1950年代的鸳蝴文学出版

时论以为,1949年后鸳鸯蝴蝶派文学不复存在.其实情形比较复杂.建国初年,由于苛刻的军管政策与延安文人内部的势力纷争,鸳蝴文学刊物停刊殆尽,但由于财政困难,新政权仍允许鸳蝴出版机构继续经营.余留的出版资源为言情、武侠等小说类型提供了有限空间.然而,鸳蝴书局(社)处境维艰,持续的舆论打压与查禁之举更使鸳蝴文人噤若寒蝉.这在1952年初激起了文艺领导层内"旧知识分子"文学势力的"抗争性交涉",鸳蝴文学由此以地下传播形式发生回流,并再度"泛滥".1955年文化部的彻底查禁与1957年私营出版"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终于使通常意义上的鸳蝴文学传播成为历史.     

正统的与异端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再认识

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它与文学史上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而不在于形式，它所倡导的文学的娱乐功能正好弥补了中国现代小说重社会功利的偏颇。只要承认文学的审美作用中包含娱乐功能，鸳派小说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从已有的鸳蝴派研究综述及近年鸳蝴派的研究现状来看,新世纪以来鸳蝴派研究综述的重写和延展成为必然。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的鸳蝴派研究经历了众声喧哗到拓展与深化的递进过程。而且从鸳蝴派研究的原创性选题分析来看,都表明其研究的深入与提升。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概念界定,以及鸳蝴派入史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生长点。     

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

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认识 ,为我们重新评价叶圣陶文言小说提供了新的学术背景。叶圣陶发表在《礼拜六》等刊物上的小说 ,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派特征是很相似的。因此它并不是所谓鸳蝴派“逆流”的对立面 ,而是这个流派中格调较高的作品。     

试探鸳鸯蝴蝶派勃兴之社会历史原因

鸳鸯蝴蝶派是始于清末,盛行于本世纪初的一个庞大的、以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为宗旨的通俗性文学流派。本文试就鸳鸯蝴蝶派小说勃兴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决定的历史特征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以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近年“通俗文学”崛起的历史传统继承性。鸳派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弊端。我们认为它并非中国所独创的,也不是几个、几十个作家所能掀起的。趣味性,娱乐性文学的产生是文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类似鸳派小说的爱情、侠义等故事的作品与西方早期     

在闺阁文学和青楼文学的交叉坐标上——元杂剧妇女形象新论

该文主要从儒家文化和市井文化的角度来论述元杂剧的妇女形象。元杂剧的部分妇女形象是传统闺阁文学和元代青楼文学交叉坐标上的产物，是既有传统妇女美德、又突破传统妇女某些思想局限的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当然，由于青楼文学的影响，元杂剧的部分妇女形象也有失真、庸俗的一面。     

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文学观评析

日本无赖派文学是二战后日本最早出现的有典型性的文学派别。而坂口安吾作为该无赖派文学的两大泰斗之一，其文学观代表着日本无赖派文学的特征。其独特的文学观与其个人性格、自身经历、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堕落颓废、反叛传统、人性自由、孤独虚无等思想构成了其文学观的内涵。无论是日本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其文学观都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     

试论唐初史家的文学思想——兼谈其在若干问题上的分歧

唐初史家在上溯“文”的本源时，一、别为两派，二、强调文当有质，并将质的范围拓宽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于文学本身，既重视其政教功用，又把“文”看作为质的自然表现；在对待六朝文学的态度上，分为三派，而各派均能以文学的眼光观照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建设问题上，主张质文并重。结论：唐初史家的文学思想，给文学开辟了新的天地，有着许多指向文学实践的生长点，因此，它在唐代文学思想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草原文学与蒙古族文学、内蒙古文学的异同

内蒙古文艺界响亮地提出“草原文学”的口语以后,人们相继地提出草原文学究竟与蒙古族文学和内蒙古文学是什么关系的问题。笔者觉得草原文学、蒙古族文学、内蒙古文学是三个性质不同,内涵不同的文学概念。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科学地阐释和对待这三个文学概念,对澄清人们在实际工作和研究活动中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推动草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派文学

本文简析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指出这种影响不只是为现代派文学提供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现代派文学独特的表现技巧和思想品格     

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对六朝文学的研习成为南京文坛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一风习由顾璘、朱应登、陈沂、王韦此金陵四家开其滥觞,又经朱日藩、何良俊、盛时泰等人发展壮大,成为以杨慎为首的六朝派的外围.以金陵四家论,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以后虽然羽翼李梦阳,成为复古运动的追随者,然而受江左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文学喜好上与北方的盟友并不全然一致;其中顾璘文学轨迹的转换,更是反映了江南士子在面对北方主流文学时力求改变,却又始终有所疏离的状态.至嘉靖中后期,朱日藩、何良俊等人更将习六朝的风气推向高潮,表现出与地域文学传统共趋的一面,这与嘉靖以后文坛风气的整体转向有关,也和他们个人的身份经历、江左文学传统的影响不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