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王德华人们常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先生曾着重从美学角度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玄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王弼评传》

玄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王弼评传》京林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以王弼为代表的...     

魏晋旅游文化繁荣之二重因素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时代游人之多、游踪之广、游绩之丰，可谓中国旅游史上的一个高峰。魏晋旅游文化的繁荣原因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旅游主体个体生命意识的全面觉醒和旅游客体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奏响了魏晋旅游文化的乐章     

竹林七贤政治态度研究

竹林七贤政治态度研究陈雪奇被誉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和刘伶，是汉未魏晋之际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名士集团。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当代和后世所瞩目。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     

观照魏晋文学传播魏晋风流--评卫绍生《魏晋文学的多维观照》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魏晋六朝的精彩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魏晋时期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生活,为广大士人提供了比较宏大的历史舞台,也流传下来很多堪称不朽的文学作品。卫绍生研究员的大作《魏晋文学的多维观照》②,从建安文学研究、竹林七贤研究、陶渊明研究、魏晋文体学研究四个方面,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作者30多年来对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作为一名热爱学术研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卫绍生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儒家情怀,对于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年轻人颇具启迪意义。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魏晋五言诗研究》评介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引这一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时期艺术的探究。王今晖博士的新著《魏晋五言诗研究》,就以睿智的见解和精妙的赏析很好的阐释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在诗歌方面的具体表现。依笔者所见,此书的睿见与妙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浅谈嵇康美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嵇康是魏晋时代的哲学家、诗人和著名音乐家。如果说作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嵇康,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未能独领风骚,但作为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的嵇康,却是独树一帜的。本文的中心就是力图阐述嵇康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中为我们提供的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 1.嵇康的“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观点,显示时代审美思想的特殊所向。每一个时代都有良己特殊的审美问题。鲁迅先生曾把魏晋看作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是对魏晋审美恃征的极准确概括。所谓文学的自觉,就是人的自觉,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从历史发展上看,     

从“碎片”到“镜片”——一份来自缅北佤邦的田野报告

佤邦位于缅甸北部,是一个与中国毗邻、以佤人为主体民族、处于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和多族群杂居所构成的社会.佤邦“高度自治”现象的出现,是上世纪世界冷战格局的产物.佤人的发展是一个当代国际社会“现代民族主义”的典型案例,它的主观愿望,是想以邦的级别和形式存在于缅甸联邦的体制范围内,它的内部运行方式,更多的却是参照缅共时代,贴近中国模式的政权机制,而这个政权的最深厚和最广泛的基础和依托则是部落社会所确立的权威理念和意识形态.对之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使人思考和检视诸多的文化镜像.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中国轴心突破视域下“心主神明”发生学的再审视

“心主神明”是中医学的重要基本理论,学者从文字学、取象思维、先秦哲学、文化风俗、生理解剖、医疗实践等多个视角予以发生学考察,但皆未能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轴心突破的历史维度予以辨析解读。中国的轴心突破发生在春秋战国“子学时代”,呈现出“内向超越”的特性,在以“道”为主轴的气化宇宙观下,“天”从人格色彩的“帝”转化为自然与义理之天,“神明”则开始脱离具体的神祇,泛化为充溢于天地之间的大道精神和功能主宰,而“心”则凸显成为天人沟通的中介。“心主神明”学说的提出是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产物,也是轴心突破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历史映像之一。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士族.士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严格士庶之分,在婚姻上最讲门第,所以前人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时,几乎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门阀的社会,婚姻最重视门第.日本人山川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婚姻方面又最重视门阀等级.”瞿宣颖也强调“魏晋之际社会重视门第,故论婚姻必求高门,否则不为人所齿数也.”今人孙晓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婚娶重门第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晖在《古代婚恋杂谈》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发展,但并未进行理论概括,此外还有许多同类观点,不再—一罗列.如果说两晋南北朝社会上重视门阀等级内婚,我则完全同意.但上述看法似乎又告诉我们,三国时期在婚姻上也极重视门阀等级内婚,对于这一点,我则不敢苟同.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婚姻极重视门第的提     

论魏晋书法美学的“清”

后人评论魏晋的书法风格往往以“韵”概括，但魏晋的书法风格是复杂的，在“韵”的主导风格之下，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这就是“清”。魏晋玄学思想的盛行、魏晋人自我价值的发现、魏晋时期书法的自觉等，是形成魏晋书法“清”的风格的主要原因。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从曹植的诗歌创作看曹氏父子对古体诗的贡献

建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然而却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上群雄并起,天下纷争,而且在文学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诗坛的士子们一反儒家规定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所谓“诗教”传统,以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风格在文学上树起了一面全新的诗歌的旗帜。他们不仅以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作用于诗坛,而且将关注的笔触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