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刑事豁免制度之建构

在贿赂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追诉中使用"刑事豁免"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阐释"刑事豁免"制度的内涵、程序、范围,分析该制度在我国适用面临的困境,在贿赂犯罪的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想在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制度之原则、范围和程序等。     

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型跨境商业贿赂犯罪频繁发生,司法实践中采取单一的刑事惩戒制度难以满足我国改革开放深入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贿赂犯罪合规制度的构建,能够为在华跨国企业应对海外合规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指引,也能为我国相关罪名的进一步完善或体系整合提供更为确切的参考。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在单位行贿罪中刑事责任减免的积极抗辩事由,通过提供刑事政策上的配套措施要求企业完善合规计划,并从免责、减刑等角度激励企业完善合规,建立健全反贿赂模式。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初探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国家利益作证可以免受刑事追诉或被给予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免除处罚待遇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该制度对于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使国家追诉机关能够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迅速、有效地追究犯罪。建立起符合我国需要的证人刑事豁免制度,是鼓励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之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固然具有其时代价值与社会认同感之双重导向,然而在具体落实从严惩戒贿赂犯罪行为的精细化过程时,其略显概括与僵化。因此,唯有在宽严相济原则性刑事政策大背景的指引下,构建新型的"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才是现实之需。此外,准确把握该刑事政策的精髓与要义,要求区分看待索贿行为与收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行为因果关系论"对合性理念基础上,实现受贿、行贿行为的互动性诱导作用力的规范化、科学化理解,进而将其运用于贿赂犯罪立法之中。     

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除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外,还有赖于刑事司法的有效运行和切实保障。审视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刑事司法解释问题;二是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问题;三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问题;四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五是刑事和解制度问题;六是重点领域的热点犯罪问题,如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与防治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反腐高压政策的影响,贿赂行为治理呈现明显的"过罪化"倾向:一方面,以"对价关系"淡化"贿赂关系",使得犯罪圈明显扩张;另一方面,将"对向关系"升格为"对向归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被架空。在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严"和"宽"应分别表现为"严密法网"和适度限制罪质与罪量的评价,单向从"严"有违法治反腐的精神。贿赂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既要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增、改、废"重塑贿赂犯罪实体法网,又要借由"对价关系"的实质认定重构贿赂犯罪的个别化评价标准,从而合理划定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论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虽以追究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为其形成原因和基本功能,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程序价值的日益彰显,现代刑事程序具有越来越多的保障权利的功能。由于被追诉者是诉讼的核心和关键人物,现代各国的刑事程序均以被追诉者的权利为重点,设置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体现了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和法律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各国贿赂犯罪立法分类比较研究

贿赂犯罪是一类较为常见的犯罪,其类型及结构颇为复杂。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贿赂犯罪立法分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着重通过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行贿与受贿、背职贿赂与履职贿赂、事前贿赂与事后贿赂、介绍贿赂与影响力交易、自然人贿赂与法人贿赂以及国内贿赂与海外贿赂的集中介绍,全方位认识贿赂犯罪,总结各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所共同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寻求贿赂犯罪分类中的共同规律,转换思维方式和法律理念,探索先进的立法技术,进而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审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指出其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分析

商业贿赂是商业领域内的贿赂犯罪.实践中,商业贿赂行为模式多种多样且以行贿为主,侵犯的是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这就使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不能完全照搬贿赂罪的立法模式.透视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对于完善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和科学地规制商业贿赂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刑事及时审判权论要

及时审判既是国家专门机关的职责 ,也应是刑事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权利。确立被追诉人及时审判权有着深刻的法理和道德基础。该权利在我国的实现 ,需要诉讼法理念由惩罚犯罪为主转换到保障人权为主。对及时审判权与诉讼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从制度上对其实现提出了建议。     

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作为有组织犯罪常用手段的胁迫行为缺乏专门性的研究.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表明,暴力非但不是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手段,(严重)暴力反倒是其法律风险的最大来源之一;贿赂“保护伞”亦不为黑帮生存发展所必需;一直被刑法忽略的一般胁迫行为已在现实社会互动中演化为黑帮生存发展的最优手段之一.与从前那种以“有组织暴力”为基石的黑社会组织一样,以“有组织胁迫”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帮”同样会侵害法益、破坏生活秩序,同时胁迫手段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黑帮”遭受刑事追诉的可能性,刑事立法亟待对此作出回应.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以刑事人权主体均衡保障为理念

我国刑事司法中较多重视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缺乏应有关注.为此,应引入刑事人权主体均衡保障之理念,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矫正被害人与被追诉人权利的失衡,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导下的贪贿类司法解释评析及完善

刑事政策催生刑事立法的问世,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也是顺应刑事政策的结果呈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评判立法科学和司法公道的标尺,在该刑事政策的映照之下,贪贿类犯罪的司法解释,既彰显远见卓识,又难掩其瑕疵缺憾可能致使刑事司法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基于现存问题和法治化思维,需要从体系化视角出发提高法律运用的协同性,严格把控量刑情节,合理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引入保安处分措施等,实现司法解释的效益最大化,达到公正处罚贪污、贿赂犯罪的价值目标.     

危险驾驶罪与追诉时效制度：凿枘不投

我国现行刑法典已经初步建构了较为完善的刑事追诉时效制度框架。刑法修正案（八）中对追逐竞驶行为和醉酒驾驶行为的刑罚配置直接将追诉时效制度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若追诉,则于法无据,破坏刑法的体系性;若不追诉,则危害到惩罚的必定性,损伤刑法的权威性。在镜鉴世界各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基础上,我国的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应当涵盖所有的刑罚种类,明确树立以刑期长短为主、刑种标准为辅的混合标准,并强化和增加自由刑追诉期限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