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社会化研究

监狱行刑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在监狱行刑社会化方面存在着监狱等级和分类不科学 行刑模式单一、假释适用率偏低 教育改造手段简单、粗放,科学化不足等诸多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行刑社会化制度,需要完善罪犯调查分类制度,建立警戒程度不等的监狱 创建行刑累进处遇制度,扩大假释适用 完善教育改造手段等。     

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矫正管理新探

在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行刑方式,重在为即将出狱的罪犯提供最大的保护,以增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实现监狱对罪犯的人本化管理。由于此举尚在试行过程中,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对部分犯人的调查和比较国内外矫正管理研究表明,对即将出狱犯人的矫正管理应着重从管理模式的角度加强＂管理空间＂和＂制度机制＂的建设,使罪犯在管理过程中得到矫正、调整、恢复和引导。     

监狱行刑社会化简论

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展罪犯与社会作出联系而最终促成罪犯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既包括监狱主动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也包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狱行刑过程。应当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监狱行刑社会化。     

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性分析

监狱行刑社会化既是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取向 ,又是由严到宽的刑罚立法的归结。监狱行刑社会化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 ,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所反映的行刑人道化、行刑经济化思想 ,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 ,表现着监狱发展的共性和规律 ,使其在监狱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着突出显要的位置。同样监狱行刑社会化又反映和折射出一定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观念取向。     

罪犯改造:由同质主义到理性多元化

刑罚演进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史,它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行刑理念和行刑目的.新中国改造罪犯的历史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打上了新中国发展的政治烙印,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级改造阶段、劳动改造阶段和科学改造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是以不同的认识论作为基础的.由同质主义认识论、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到理性主义认识论,我国的罪犯改造或矫正教育工作步入了理性多元化时代.     

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概念与特征:监狱行刑社会化探析——以观念与制度递演为主线

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由刑、监狱制度有着必然联系的行刑社会化,就是指监狱行刑社会化。作为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和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刑罚执行阶段自由刑执行的社会化。监狱行刑社会化既包括监内在押犯的行刑社会化,也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从观念递变、更新和制度演进、分化两条主线来看,监狱行刑社会化又表现出时代性、相对性、双向性、开放性四个特征。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探析

行刑社会化代表了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势,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行刑社会化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因此,在把握行刑社会化的概念时,应当多视野、多角度地对其加以考察。     

狱内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及其实现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虽十分广泛,但狱内行刑社会化因较集中体现了自由刑与社会化的冲突而具有代表性.纯粹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刑的本质应当仅仅限于将犯罪人限制在特定的活动空间里,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必然产生种种负价值.行刑社会化作为执行自由刑宽和化的措施必然有利于消减这些负价值.累进处遇居于行刑社会化中心地位.我国狱内行刑社会化的横向分类重点在对监内罪犯的再次分类,建议以自然标准、犯罪标准和人格标准逐渐推进.纵向分级建议取消特严管理甚至一般严管并加大宽管的力度,其特宽管理可以考虑建立开放式监狱和半自由刑制度.操作上主要包括设立省级和狱内分类中心、将监狱分隔为普通管区、宽管区和特宽管区三部分以及实现罪犯的区际流动.     

介于监狱与社会之间——人性化视野中的行刑模式改革

当前监禁刑为主的行刑模式,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改造。通过深入剖析我国监狱行刑模式的弊端,对我国现行行刑模式进行疏理,引导社会力量向行刑权的渗透,实现从监狱到社会的动态衔接,符合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刑罚趋势,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体现监狱改造的社会效益。     

国家刑罚权基础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性是思考国家刑罚权基础的一个理论视角。现代中国关于国家刑罚权基础问题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之上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权力是国家刑罚权的真正支撑点。在福柯的后现代视角中,任何主体都成了权力机制的对象。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刑罚理论对犯罪人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刑罚理论的支点应转移到犯罪人的自由意志上来,并且要综合报复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论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

我国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应是,一要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要打击和惩罚犯罪,三要实现罪刑均衡,四要教育感化犯罪人。这样就会更高层次地提高我国刑事法治的整体水平,影响刑事司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协调一致,并最终促进当代社会最为关注的目标———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刑事责任与人权保障——以中外刑事责任理论的比较为视角

在刑法意义上,刑事责任理论应成为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担纲者。在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人身危险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危害性相结合共同构筑了我国刑事责任的全部内涵。相应地,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亦被改造而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不但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罪与刑的逻辑连接,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伦理和人权保障。对此,改造的关键在于将责任评价和刑罚量定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予以分离,把人身危险性因素从传统责任体系内予以析出,而仅在量定刑罚时将其作为预防因素,结合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之需要来缓和或消解责任所决定的刑罚。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罪犯奖惩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对于维护监狱秩序、促进罪犯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罪犯奖惩体系存在许多问题，法外奖惩措施多、奖惩体系杂乱、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本文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立系统、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构想，以适应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     

刑事诉讼目的的新表达

刑事诉讼目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刑事诉讼目的论、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统一的目的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论、实施刑事实体法的目的论以及纠纷解决的目的论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以观念形态表达出来的国家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对于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期望,是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下,发现事实真相,实施刑事实体法,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体公正。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

刑法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主要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 ,正确认定犯罪的思想 ,关于犯罪原因问题的论述 ,关于罪犯改造的思想 ,关于死刑问题的观点。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刑法思想 ,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文章针对刑法规范的特点 ,强调对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应予充分重视 ;认为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初到当代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嬗变 ,但是其人权保障的意义始终如一 ,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代仍不失其生命力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