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梁”小考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戌。”对“陆梁”一词,司马贞索隐称“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日陆梁”。张氏《史记正义》亦作:“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其实这二种解释都牵强。查陆梁一词,古人确作形容跳跃、嚣张、猖獗之义,如《文选》、杨雄《甘泉赋》有“飞蒙茸而走陆梁。”注引晋灼:“走者陆梁而跳。”可见很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独标清奇深寄慨,尽去绮罗拓新风——王安石词读后

过去论宋词的革新,大都推功于苏轼。宋胡寅《题酒边词》:“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近人蒋兆兰《词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更进一步谈到了苏派词人:“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     

唐代迁谪诗文述略

唐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众多诗人所创作的“迁谪诗文” ,是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迁谪诗文颇能体现出迁谪文学的本质特点 ,对后世的迁谪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崇高的人格 伟大的创作

屈原有崇高的人格 ,并因此而有伟大的创作。他上下求索 ,又九死不悔。“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些与他在政治上遭受的迁谪打击密不可分     

《左传》为伪笔所篡改的例证——“读书随笔”

一、前记中国古代典籍,后世经历代经编修人员以主观偏见的解释,为了求通,偶作一字两字的篡改,是常事,如《周书·康王之诰》中的“不成富,不务咎”改为“丕平富,不务咎”,而“务”为“侮”的录笔记音字,前已有清注释者孙诒谦的考证,笔者也作过专题“丕平富”为“不成富”的论例了。这是一般的伪误,另外还有刻版者的手误,或录者的笔误。草字错认,在所难免,这也是一般的常例。而笔者在本篇中所论以为例的伪     

晁补之世系考辩

关于晁补之世系的记载,最早见于史籍的,当推南宋王偁所撰的《东都事略》。该书卷一百十六《文艺传》载:“晁补之,字无咎,宗悫之曾孙也。”元脱脱等的《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对于晁补之世系的叙述,概本于《东都事略》而稍加详细,云:“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厥后,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以及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等,皆沿袭之,把晁补之作为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晁宗悫的曾孙,而此说其实谬误。 晁补之是北宋文坛的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与黄庭坚、张耒、秦观以文相尚,联镳文苑,号苏门四学士。另外,他所属的家族在有宋一代,不仅仕宦显赫,“大夫学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而且“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在晁补之的父辈中,如晁     

黄庭坚与党光嗣的友谊

黄庭坚因《承天院塔记》拒绝给官场小人留上“大名”,被陷构,谪宜州。崇宁三年五月到达贬所,皂吏刁难,世人怪罪于太守党光嗣,使其蒙冤已久。笔者认为,党光嗣非但没有迫害先生,相反,正是他在先生最艰难之时,给予了呵护和最有力的支持,才使先生于不幸之中获大幸。他们位殊霄壤而志同一道,谱写了一曲人间正气的壮歌。     

读诗偶记(续)

卅一惠洪《冷斋夜话》谓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愚案朝云没于惠州,东坡谪海南,事在贬惠以后,朝云乌能随行。东坡在惠作《纵笔》诗,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之句,时宰闻之,复有儋耳之命(见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至朝云歌“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泣不成声,《林下词谈》备载此事。二句原意,在东坡本为旷达之言;而朝云歌之,则顿生秋扇弃捐之虑。但此为惠州事,非在海南也。     

关于秦代谪戍制的几个问题

谪戍制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一种戍边制度。对此问题,史学界讨论十分活跃,论著不少,成绩斐然。但有些问题尚颇多分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不揣谫陋,拟就谪戍对象及其身分、谪戍与徭戍的关系、谪戍阅左等问题谈些粗浅看法,深望方家指正。一、关于谪戊对象及其身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谪)遣戍。”《汉书·晁错传》载晁错追述秦代谪戍制时说:“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是研究谪戍对     

幽艳倩婉词 秦氏为大家——简论秦观

清人张德瀛在《词徵》中说:“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唯五子可称大家。”今人唐圭璋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首届秦观学术讨论会”上又说:“宋词大家不多,名家很多。秦少游是大家,不是名家。”这是知人知词之言。的确,在我国词史上,秦观是一位拔奇于前代名家之     

“南方”的贾平凹

贾平凹的陕南出身以及他的写作风格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典型陕西作家没有的“南方”气质,所以他更接近沈从文和孙犁这样风格“柔美”的一派,更注重作品的艺术表现.贾平凹创作的这种“南方”气质使他对沉实的陕西文学的主流叙述有一种隐隐的挑战性.不过,贾平凹的“南方”不同于“江南”.商洛虽然山清水秀,却是穷乡僻壤,没有“江南”的繁华和奢靡,没有“江南”文化在汉文化圈中的自信和统领地位,也没有江南叙述中落魄豪门式的伤感和怀旧,而有着底层小民的现实感和向上挣扎时的文学想象.贾平凹的特点就源自于他与“南方”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源自于他创作的现实性和抒情性.他的不纯粹的“南方”出身和纯粹“北方”的创作环境反而造就了他无法复制的创作个性.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明初流人在辽东及其历史作用

流人,《释文》解为“有罪见徙者也”,《隋书刑法志》也说“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髡之,投于边裔,以为边卒”。这就是说,因罪而被流徙者,均谓之流人。流人由内地谪放辽东,自古有之。到辽金元,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已有大量流人被发遣到辽东,他们与当地兄弟民族,披荆斩棘,辛勤劳动,携手前进,对辽东经济发展,抗倭斗争,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易经》“中行”浅说

《易经》中有五条爻辞有“中行”二字。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 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复·六四》:“中行独复。”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 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六四》:“中行告公,从, 利用为依迁国。” 《·九五》:“苋陆,中行 无咎。”     

韩愈遭迁谪的道德文章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因批评时政 ,迁谪荒僻的阳山、潮州。对他这两次迁谪期间的作为 ,学术界分歧较大。据考证 ,韩愈在迁谪期间的作为光明正大 ,德操高洁 ,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提倡古文运动方面的贡献是卓著的。全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论述 :一、关心时弊 ,积极参与思想文化领域论争 ,遏制宗教的危害 ;二、履仁践义 ,惠政爱民 ,兴教育才 ,重情敬谊 ;三、笔耕不辍 ,杰作层出 ,推进了古文革新。同时 ,还以确凿翔实的论据批驳了“韩愈是反对永贞革新的保守派”,“迁谪期间改变了原来反对佛教的主张”,“吹捧宦官”等论调 ,指出这些均属不实之词     

晁补之词风叙论

苏门学士大多善词,但风格体貌却并不一致,而历来论词者都认为晁补之苦心踪迹苏轼,可入其门墙无愧。如南宋初王灼列举八位学苏的词人,只许黄、晁二家“韵制得七八”,不过黄庭坚“晚年间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还稍逊晁一筹(《碧鸡漫志》卷二);清代刘熙载则说:“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仅“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艺概》卷四);况周颐也认为“有宋熙、丰间词学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与长公为近”(《蕙风词话》卷二)。然而中间承继衍变的复杂情况,就不是略供消息的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有必要做些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以求得更深刻明晰的认识。     

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

古代蒙古人因何以日落之“西方”代表光明与善良 ,而日出之“东方”却代表黑暗与罪恶呢 ?从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来看 ,上述观念当形成于平面四方观念A种类型 ,即以东向者的体位确定四方观念时期。其中的“东方” ,指的不是日出方向 ,而是左方即北方 ;“西方”指的也不是日落方向 ,而是右方即南方。因此 ,让“西方” (南方 )代表光明与善良 ,而“东方” (北方 )代表黑暗与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