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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一三年广州首次举行‘五一’纪念活动”考 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了一份题为《五月一日》的宣传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三)中以《一九二一年“五一”纪念活动》为题,刊载了这份宣传品),里面说:“1913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简称甲资料,下同) 设在上海的《中国青年》杂志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出版)发表了一篇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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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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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周蘩漪这样的艺术形象,为数不多。 作者曹禺认为,周蘩漪“是‘五四’以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这种观点被我们的评论界大体认可,而且沿袭已久。然而,依我看周蘩漪只能是一个从封建的“旧式女人”向资产阶级女性过渡的典型,而且最终也没有完成这种过渡。 一 蘩漪的个性,在《雷雨》的八个人物中最引人注目,是各种复杂错综的矛盾的焦点,也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雷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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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第一册p197“伯”下列八个义项,其中:父亲的哥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多单呼伯、叔。”《辞源》第一册p452“叔”下列七个义项,其中称呼。1.父之弟,也指与父平辈,而年龄比父小的人。见“叔父”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06:“在上古时代,表示父亲的兄或弟要用‘伯父’或‘叔父’,不能单用‘伯’、‘叔’。到了中古时代,才能用‘伯’、‘叔’来代表父辈。例如:梁周兴嗣千字文:‘诸姑伯叔,犹子比儿。’”《汉语史稿》与《辞源》,引例最早为梁周兴嗣之《千字文》,而《千字文》乃字书,迫于四字一句,缩简称呼也未可知。《颜氏家训》为隋代文献,亦失之过晚。就本人所见,伯父、叔父单呼为叔、伯,于东晋、刘宋时已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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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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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是什么日子呢?据《荆楚岁时记》载:“按‘西清诗话’载‘方朔占书’谓: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又《董勋问礼俗》亦载:“正月初七日为人日。”这里晴育阴灾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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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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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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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信宿”》(本刊1985年第5期)是在为“再宿为信”作解。它指出信为申之同音假借,申字训重训再。同时提出“再宿何以得日信宿?无有说者”的说法。就是说此前还没有人作过信之为申的解释。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这么一份材料:“信,古通借为申字,《易》‘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诗·周颂》‘有客信信’,毛传‘再宿日信’。余谓当读为申,申一训重,即再宿义。注家知训为再宿,而不知读为申,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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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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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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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坚同志的《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一文(见本刊1980年第4期),为证明罗尔纲先生所提出的洪秀全《改定诗韵诏》中的“诗韵”就是《诗经》,引用了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两段批评“八股六韵”的话为新证,下结论说:“‘六韵’即‘六经’无疑。由此可见,改‘六经’为‘六韵’,确是太平天国当年故事。在《改定诗韵诏》中,《诗韵》即《诗经》也可以论定了。”对此,特提出不同意见如下: 一、洪仁玕所批评的“六韵”,并非“六经”,而是指科举考试的试贴诗。试贴诗源于唐代,直到明清仍与后起的八股文相辅而行,是科举必试的项目。因其通常规定为六韵,也有八韵,故多被称为“六韵”。这与制艺文章有八股或六股,而通称为“八股”是同理的。太平天国制度有不少异于清朝之处,但其科举考试形式基本照搬清朝。张德坚《贼情汇纂》(下简称《汇纂》)说太平天国“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贴。”(《太平天国》(三)112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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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82年4月3日刊载的汤玉奇的《赵元任的〈语条儿〉》一文中说:“据目前已知资料,我国在1926年即已出现了‘精神文明’一词,这个词的使用者是赵元任”。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说:“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词,究竟源出何处?”……迄今为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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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平宇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5,(3)
笔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辨”一文,意有未尽,特再撰写本文,对魏高新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4期发表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伦理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某些观点做进一步的剖析.《思考》中令人费解的某些观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伦理,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无私奉献’,‘集体主义’,‘雷锋精神’,‘延安精神’等是生长在计划经济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市场经济当然也要求一种生长在其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伦理和价值取向”.“相信众多的人“下海’都不是在‘无私奉献’(而且你也奉献不起),相信炒股,炒房地产都不是在向雷锋学习,相信办公司经商都不是‘公而忘私’…”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兹提出下列见解,向伦理学界同仁求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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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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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天文志二》永和五年……十月 ,月犯。占曰 :“朝廷有忧 ,军将死。” (中华书局 1974年 10月版点校本 ,第 713页 )按 :“占曰”云云 ,《晋书·天文志下》作“占曰 :‘胡有忧 ,将军死。’”与上载相去甚远。今考本书卷二十三 ,《天文志一》载魏正始元年有“十月寅 ,月又犯北头第四星 ,占曰 :‘犯 ,胡不安’”事 ,并记敦煌太守王延于次年斩鲜卑阿妙儿等事 ;同卷又载晋成帝咸康八年“八月 ,月犯 ,占曰 :‘胡不安’”事 ,并记石虎废石弘自立 ,幽杀石弘等事。可见此星变之应实在胡而不在晋 (朝廷 )也。按之下文记是年“十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