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爱农生平的一件新史料——汪梅峰《吊范爱农诔文》的发现

(一) 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书籍时,发现了鲁迅挚友范爱农的舅舅汪梅峰先生《吊范爱农诔文》。《吊范爱农诔文》全文如下: 吊范爱农诔文舅氏梅峰哭会邑皇甫庄,有范爱农者,余甥也。五龄失父,旋即丧母。门衰祚薄,孤苦零丁。幸有祖父在堂,赖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鲁迅诗歌与楚辞

读完七十九首鲁迅诗歌,不难看出它们与楚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我查对了一下,六十八首旧体诗中,就有十七首(占四分之一)直接使用了楚辞的词语(见附录).另外,有几首诗的形式完全是“骚体”,如《祭书神文》、《战哉歌》、《哈哈爱兮歌三首》.有几首则通篇运用楚骚的形象和词句,如《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等.还有的诗虽未直接运用其词语,但那诗意却显然由楚辞点化而来.如《哀范君三章》中的“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大圜犹茗芋,微醉自沉沦”.联系范爱农的遭遇和他生前给鲁迅先生的信:“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我们不禁想到《渔父》中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三闾大夫的身影,好象伴随着范爱农浮现出来.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     

一个郁愤孤傲的知识分子——谈鲁迅的散文《范爱农》

《范爱农》是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的最末一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厦门写成,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这篇散文是鲁迅对早年挚友范爱农的追怀。它通过范爱农坎坷不幸的生活遭遇,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反映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代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一部伟著的雏型——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时指出:“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他肯定了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型。当然,后来鲁迅先生对此说又作了一点声明,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他又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非祖本,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这说明鲁迅先生虽有己见,但尊重他说,以利于学术上的切磋。但是,鲁迅先生并不因此而修改原持的观点。     

用心灵贴近陶渊明自己——读吴国富新著《论陶渊明的中和》

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曾经发表过这样警醒世人的的言论,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他感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     

忆念鲁迅师

我于1898年1月10日生于浙江绍兴府马山附近的陆家埭,离鲁迅外婆家安桥头,以及皇甫庄和他的大姑丈吴融马家并不远。 1911年上半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夕,我还在当时的绍兴府中学堂读书,读的是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书田拾穗

<正> 偶然翻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的《一曲凄婉动人的悼歌——读<范爱农>》,其中引录鲁迅哀悼范爱农三首五律。我读着,觉得和自己记忆中的诗句次序大相龃龉,横读竖读,读不下去,不知道哪一句应连接哪一句,莫明其妙。北师大是名牌大学,他们的学报是名牌学报,因此我怀疑自己脑筋出了毛病,便拿出《鲁迅日记》来查对。原来,他们编排诗句次序的格式非常奇特,从未见过。为了让读者见识见识这种忽横忽竖的诗句排列法,现把该文中这三首诗按原有排列格式照录于下,并据《鲁迅日记》所录这三首诗句读次序,加注“①②③……”于每句之后:     

风雪万里栽铁花——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一九三一年冬,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他说的那些“小小的艰难的历史”。我不再重复了。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虽然,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鲁迅先生约译《铁流》,是在一九二九年。那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日记》载:“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同年同月十六日,致霁野信说:“有寄靖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     

鲁迅残简辑考(下)

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此残简《鲁迅书信集》未见收录。最初见于1945年11月3日《周报》第九期载力扬《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引录。力扬在引录此残简时说:接着文艺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讲话,他带着浓重的江南腔说:“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李绍华，魏正书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鲁迅为追怀故友范爱农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范爱农》。文中写道：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