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凉冯氏族属辨析

高凉冼氏与冯氏联姻,导致民族融合,形成"俚蛮汉化",走"民族团结"或"文化融合"的路子.冯氏似非汉人.<新唐书>卷一一零为<诸夷蕃将传>,将冯盎与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等同列.<旧唐书·冯盎>则谓"累代为本部大首领".可知冯氏亦高凉溪洞蛮酋之一,与中原冯氏未必有关.再结合隋代杨素谓冯盎的"蛮夷"以及冯盎族人子献"击铜鼓"的事象,冯氏家族至冯盎时,已有"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的"南越首领".冼冯联婚后,先是但、蛮融合,在唐宋以后融合于汉族,并一直生息繁衍至今日.     

简论明代广西土官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

明代广西社会矛盾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以外,还有民族矛盾,土官与朝廷以及土官内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使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和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终明之世,从未间断。因此,要研究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必须分析研究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很多,除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土官与明朝廷及土官内     

明代广西土官设置新探——兼评日本学者研究广西土官所得的结论

日本学者谷口房男教授所撰《论明代广西的土巡检司》一文，提出了明代桂西几乎不是汉族居住的地区，也不是明朝的统治势力所能直接到达的地区。本文则以为明代始自洪武即已全方位管理了广西，明代在广西的改土归流和流地设土是明朝强化管理广西的举措，这两种举措的结果是广西东、中、西的地区管理差异越来越小，广西各族对明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强     

《土官底簿》广西部分订误

明无名氏《土官底簿》一书,为研究明代土司制度的史料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故“是编调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征存之,亦足资考证焉。”作者曾将书中所载广西诸土官的袭职年代与《明实录》中土官朝贡时间相参证,知是书所记大多确实可信。因此,此书对研究明代土官的传袭,具有十分重要之价值。然该书流传已久,传抄错误难免。作者搜集《明实录》、诸本省志、府志及县志材材,对书中年代、     

土官割据与兼并战争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主要存在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它是汉民族的封建制度与苗、彝、布依等民族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典章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贵州土司的研究,不仅是贵州地方史和贵州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华南、西南民族史不可缺少的部分。1986年,田玉隆同志经多年努力,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求实精神,经过大量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订(讠为)钻研,撰写成长达72万字的巨著——《贵州土司史稿》。这部巨著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了贵州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其学本意义和价值已得到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为大力支持思玉隆同志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本刊将选择该书中部分重要章节予以发表。本文即《贵州土司史稿》第四章的第六节。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从艺术内容谈广西铜鼓的族属问题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的一束瑰丽的艺术之花。其流布之广,数量之多,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解放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铜鼓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从体系来看,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两个,即云南型体系和两广型体系。笔者认为,按体系的分法是正确的。因为云南出土的早期铜鼓和两广出土的早期铜鼓,不论从其型体、纹饰、大小、重量以及铸造方法等诸方面看,都各有特色,目前还看不出它们相互间有承袭的关系。在两广型这个体系     

试论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土兵的宗法封建关系

探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是民族研究、土官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宗法形态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官族内部、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之间几个方面。本文拟对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的宗法封建关系进行研究。     

“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其"综核名实"的创立初衷和"选贤与能"的基本精神、严密的制度体系,都表明它是较察举制度进步的选举制度,但它在实施中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弊病,走向腐朽、反动."贵族化"不是九品官人法独有的现象;"门第"不是九品官人法的唯一标准.但是,公然在制度上将"门第"作为选举标准,确实为九品官人法所独有.这无疑是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豪族地主、累世经学的官僚地主以及在乱世中新崛起的权贵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有思想和教育上的原因.     

略论蒙元时期的西北土官

土官是世袭其职的少数民族首领。本文简要地叙述了西北地区土官设置的历史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土官的历史作用。其主要历史作用是西征东伐, 为蒙古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 平定叛乱, 维护统一; 屯田垦种, 赈饥扶贫, 为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作出一定的贡献。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

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这种管理模式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忽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在武陵山区设置,以至使这里成为规范行政建制的空白。     

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

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河湟各族土官不断进行身份重构,在政治取向、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构,从最初的“土流参治”、“土流参设”到“土流参任”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李氏土官为例,通过其达成明初“招番拒蒙”、“封土司民”土官职责的事迹,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明初西北土官群体身份调试、建构上的若干特点.     

蒲松龄族属数说

蒲松龄的族属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这样几种: 说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是色目人(阿拉伯人)且是伊斯兰教徒。罗香林著的《蒲寿庾研究》持这一观点。他认为蒲松龄可能是宋末提举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庾(阿拉伯人)的后裔。日本学术界也有此说。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远祖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使,而任这种职的,在元代都是回族;另外又据福建另一部《蒲氏族谱》中写有“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因此认为蒲松龄为回族。     

昆明族属考说

昆明是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名称之一种,汉代见于滇西地,店宋时贵州一带也有昆明人,但记述简约。宋以后不见记载,其传承、下落、族属等虽经学者不断努力探讨,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从材料发掘、使用及讨论问题的角度仍有探讨的余地,故作此文浅探。     

花儿族属考辨

花儿是流行于中国西北陇中高原的山歌歌种,因其集传唱流域广,传唱范围跨省越区,传唱民族众多等特点于一身。所以,花儿是山歌中极具特色的一个歌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往由于人为地不科学地认识,混淆了花儿歌种“起源”和“嬗变”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要考证花儿的历史发展,首先要考证花儿产生于哪一个民族,才能进一步考证其形成时间和产生地域。本文拟从语言和民俗两个方面对花儿的族属进行考辨。     

虞舜族属考

舜之祖为虞幕,是颛顼之后代,也是黄帝之后代,尧禅舜仍然是族内禅让.     

哀牢夷族属考辨

哀牢夷是两汉时代西南夷中一大族团,共族属是个长期争议不决的问题。自明以来,关于哀牢夷族属之说不下个余种。一曰濮人说。此说又分两种:一是蒲蛮说,明人董难云:“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顺宁所名蒲蛮者是也。”朱希祖认为濮水即为澜沧江,因濮族得名,“哀牢为濮族之大宗。”方国瑜说:“哀牢为濮族,后称为蒲蛮,即今布朗、布龙、布饶诸族古代的部落组织。”一是濮越说,其代表为罗香林。二曰泰人说。这也分两     

海瑞族属考辨

作者认为，海瑞具有穆斯林血统，是回族。其海南始祖海答儿，来自曾有“海獠杂居”的番禺。“海答儿”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阿拉伯文写为，读为Ｋｉｔｏｍ，本是阿拉伯古贤人名，按穆斯林习惯取名法，为后代不断采用。海瑞是海答儿的第五代传人。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