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定位及立法完善

本文从民法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找到其在法律上的准确定位,从而更好地弘扬见义勇为 的高尚品格和精神。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研究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是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对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的权益进行有效的保护,也是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而当前仅仅使用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制度并不能涵盖见义勇为的所有情况,因此通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系统分析和归类,并借鉴西方国家"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经验,提出综合运用民事和行政两种方式来完善我国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法律对如何调整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尚无明文规定 ,从现有的民法角度上看 ,见义勇为行为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见义勇为者对被救助人享有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和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权。为了切实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 ,建议对民法通则若干条文作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

当前,见义勇为事例层出不穷,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却屡屡得不到保障,英雄流血又流泪.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并呼吁进行专门立法.实际上,就民事方面而言,见义勇为是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及权益的行使对象方面都有相当完备的规定,足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在民法与正义之间:对见义勇为的三重分析

见义勇为是自然人在履行法定职责或特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公共的或他人的利益,而与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正义之举。在民法属性上,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有紧密联系,不同主体之间可因见义勇为形成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违约之债。民法应本着诸正义的观念合理安排见义勇为者的权利。     

见义勇为立法述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保护是一个热点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分为救助行为与对侵权行为制止两类,对第一类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法律的保护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二类见义勇为行为则存在见义勇为造成新的损害赔偿问题和见义勇为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故对见义勇为行为应首先进行分类和定义,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杜绝见义勇为行为的滥用,防止公众对公众权力救济信心的丧失和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     

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对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民事法律的思考

见义勇为历来在道德上为人们所推崇和褒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从民事法律的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致人损害和见义勇为行为人自身损害的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适用民事法律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希冀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以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利益,在社会中最终实践公平、正义.     

关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我们对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上给予高度评价,却很少从法律角度加以观察。本文通过对现行法中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模式的评析,提出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设想,以期对相关立法及管理机关有所借鉴。     

诚信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化的道德准则 ,从更深层次上把握了公平的要义 ,在审判实践中有着重要运用。首先是调整当事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 ,恢复、重建利益平衡 ;其次是解释、评价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 ,防止发生纠纷后当事人趋利避害、进行恶意辩解 ,指引当事人善意、正当行使权力并履行义务 ;再次是补充、解释法律 ,弥补法律条款不能涵盖全部现实生活的不足 ,对法律规范作出符合立法旨意的正确阐释 ,防止从个人目的出发任意曲解法律。适用诚信原则应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准绳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审慎、适度。     

关于完善“婚外恋”行为立法的几点思考

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受法律保护。“婚外恋”引起的违法行为不仅违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开始引起立法上的争论。从法理上看,它破坏了法律保护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之约束是可能的,从实践上看又是复杂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之已有一定约束,但远远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精神。在以后的立法完善工作中,还有许多制度值得参考,借鉴。     

WTO环境下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为借鉴

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精神,促使中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以日本的立法为借鉴,从偏重调解的文化成因开始考察,分析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力求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在既将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获得重生.     

优先权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设计

优先权制度是民法中一种具有独特作用的制度,其起源于罗马法,后来的法国民法、日本民法、瑞士民法等,都对优先权制度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我国构建民法体系的过程中优先权制度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以民法的视角看BOT

BOT涉及到许多部门法问题,其中涉及的建设权、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的物权种类,政府保证是一种民事合同,除此外还涉及到其它的一些民事法律关系。本文试图从民法的角度去探讨BOT,以期望在BOT中正确适用民事法律制度。     

海峡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海峡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是区际法律冲突的一个方面。可以将“一国两制”这一未来可预见的模式套用于今天的两岸民事法律适用的现实 ,台湾地区是我国这一单一制国家中的一个单独的法域 ,台湾地区的民事法律为台湾法域的法律 ,应确认其域外效力 ,并在审判实践中加以适用。台湾地区以不合理的区际冲突规范解决两岸法律适用问题 ,并不能真正起到解决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在解决两岸民事法律适用问题时应遵循参照国际私法规则和区际法律适用理论成果、不能以非对非、参照国家政策等原则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民法物权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它对于促进和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因此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研讨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试就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等方面展开研究,并提出一些观点和问题。     

民法典编纂中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为总则——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三编制,另加一个有关国际私法的附编,并应该把人身权和知识产权纳入到民法典的民事权利编中;民事责任应该单独成编;国际私法作为传统民法的固有内容不应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论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涉及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权法等各项民法制度.基于不法原因而为给付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亦极为普遍,对此一情形的调整现行法主要从刑事和行政的角度进行,而民法对此类问题却"束手旁观".这是私法弱化而公法强化的一种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