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秦汉政制比较、汉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化过程与儒家知识人、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问题、道统与政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知识分子之应然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三大尊严”问题.胡氏之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人也有警示与启迪作用.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三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近几年理论界酱遍重视的课题。最近读了一些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深受启发,现就其中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一、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哪些人可以算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在历史上出现了从事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活动的人,就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是脑力劳动者。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知识分子,而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划分知识分子的准     

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人名是个人的代表物,是一个很有意蕴的文化符号。它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人名所有者的文化心理内涵,因此,可以作为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这里,我们试图窥视近代知识分子人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社会优异阶层,其界说似未获得学术上的共识。本文中使用的“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儒者”、“士绅”、“留学生”和“自由职业人士”(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的多种特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文化载体的双重角色,以自己的文化反思,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建构工程,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其心路历程却是艰难复杂的。     

先知:“希伯来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正如西方文化植根于“两希”传统——希伯来文化和(泛)希腊文化一样,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希伯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人们在反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今日知识分子问题时,总会提及西方知识分子和希伯来知识分子,并加以对比。例如,有些同志就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追求和创造的领域里,同时构造了对于价值、真理和正义的自我评估、独立思考和深层洞见。因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还是文化价值方针的引导者,维护正义和抵抗恶势力的社会良心,以及任何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争鸣与反思——以批评主体的角度为观照点

1993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场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王晓明为代表的批评家从捍卫“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当时以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孟繁华、洪子诚等人提出“新理想主义”,而以陈思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更看重“人文精神”的实践。这些讨论彻底改变了文学批评界“一体化”的局面,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也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但批评主体在这之后的学院化和体制化,也使得批评和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精神生态的恶化日趋严重的今天,知识分子自身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 ,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知识分子也对自身的边缘身份进行了确认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因此而逐渐丧失。作为“知识人” ,知识分子当下的使命便是反思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重建自身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

一 知识分子要“正心”、“修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学说,非常重视人的思想品德和人格的完善,在人才培养中,强调德才兼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僚阶层,担负着治理国家、管理万民的职责,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品格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任何人并不是天生的治国济世之才,也不是生来就具有高尚的品德,而是有一个发展、完善、升华的过程,故孔子提出: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三国演义》文化”概念释论

我在湖北大学学报一九九○研究生增刊和一九九一年第七次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三国演义文化”的概念及其定义,并从三国演义文化出发,对三国演义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有人尖锐地问:“到底是否存在一种‘三国演义文化’?”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应该符合一般文化的哪些内在规定性?当然,这本身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在“文化学”史上,对于“文化”的解释和定义是纷繁不一的。但是,不管各家解释、定义如何,我们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包含一些共同的因素和最基本的特征,归纳之: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持世救偏”——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使命

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快速推进,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遇到了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如何正视这一危机、应对这一挑战,这是知识分子当下一个紧迫的课题。从中国传统的“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看,“持世救偏”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当前,知识分子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着力点应在五个方面。     

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苏联“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

“六十年代人”是生于1925-1945年间的一代苏联知识分子,体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其价值观是在斯大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形成的.结合时代背景从苏联官方文化政策和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两方面阐释“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及其时代特点.     

胡适五四时期的新诗活动刍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阵营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①组成的。如果说李大钊等是这个运动的左翼中坚,那么,胡适应是右翼的代表。这三部分人,“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②胡适当时积极倡导白话文,大胆尝试新诗     

墨人的中国文化观

鸦片战争的炮火，在把中华民族逼进深重危机的同时，也惊醒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志士仁人。正是从这时开始，许多志士仁人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寻求拯救危机、振兴中华的“药方”。随着寻求由物质文化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入，许多人开始把民族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联系起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近一个多世纪的寻求中，这种文化反思成为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这种文化反思还在继续和深入。 正象许多志士仁人那样，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老作家，墨人尤其…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