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论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想

论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想范有芳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议论，涉及到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也反映了孟子的战争观，这些都属于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就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议论的内容来看，其实质还是在提倡仁政，强调以仁政得民的重要意义。所以，孟子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想...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新论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有三个方面政治统一、王道仁政、思想文化统一.大一统的基础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政治统一的内涵是王道仁政,政治统一是大一统的外显层次,王道仁政是大一统的内隐层次.王道仁政的内涵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文德教化.文德教化的实质是统一思想文化,并以此整合"华"、"夷",实现大一统理想的最高境界.     

论朱升“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

朱升不仅是元末明初“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的硕儒,也是一位“国家重望”、“辅运名世”的开国功臣,文治武功并著.他在政治上伸张“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既承扬了孔孟以来以“王道”之德政治理国家,又积极主张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事实上,朱升的治国之道不仅对朱元璋创建明帝国及其初期政局稳定起到了启运之功,而且在儒家政治发展史上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谈《孟子》的仁政思想

本文论述了〈孟子）中涉及的仁政。其主张：第一，提倡以王道统一国家，以仁政治国反对战争；第二，主张人民应该具有维持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第三，主张薄赋轻税，减轻人民负担；第四，主张统治者遵守农时，给民众以生产时间；第五，主张兴教化，兴孝悌，老有所养；第六，反对统治者奢侈浪费。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论苏天爵史学思想的理学倾向

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第一,受理学影响的通变思想。基于"政有因革,事贵变通"的历史观,苏天爵提出"欲救其弊,理宜更张"的政治诉求与"制其烦简之宜,达乎通变之道"的为政方法。第二,以王道德治作为衡量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苏天爵常常从历史的角度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的根本途径,突出"仁政"在王道德治当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纲常伦理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基础。第三,注意考察"正心"说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苏天爵既看到人君端正身心、率先垂范的重要性,也主张将"正心"思想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阶层。他还继承了先秦的重民思想,注意总结民心向背,以观照"君心"正邪,这也是元代史学心性观念的发展。     

论早期儒家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

早期儒家的王道政治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霸道政治则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早期儒家在对天道、历史和人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选择了价值理性,儒家的这种选择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的价值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刍议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作为两种独立对立的行政模式, 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行政法治是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而现代行政法治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结合点则是行政法治对行政德治的合理吸纳。     

市场经济原则能否代替道德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带动了社会伦理道德建设领域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伦理道德问题。有人提出要“用市场经济原则代替道德原则”。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些活动的评价只能到经济原则中去寻找恰当的答案,而不宜到道德原则里去寻找答案,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原则运用于道德领域。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基于规则的社会交流:法治与德治——传统、规则与现代化

我国的传统思想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核心思想的规则怀疑主义却仍构成传统思想的基础。它与现代性所要求的双向、普遍的交流特征存在着质的不同,这也导致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传衍危机。传统的规则化与体系化构成了传统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提供人的基本规定性和人的安身立命的规则和思想是现代化对传统的基本要求。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