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先秦儒家视野中的王道和霸道

在先秦儒家看来,王道的内涵是以仁爱之心推行仁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体表现为为政以德,养民富民,仁战仁兵;霸道的内涵则是以功利之心推行力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体表现为以力假仁、刑严势威,以开辟土地、聚敛财富,实现地大国富,崇武尚战。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王道与霸道的抉择——孟子与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比较

在中国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两种呈现,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争论,这些争论源于孟子和荀子的王霸之辨思想。孟子的王道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构建起来的,对于治国之道中的功利主义因素坚决排斥,呈现出理想化道德社会的倾向;荀子则正视战国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理想中引入功利因素,肯定霸道,诱导统治者逐渐向王道路向上靠拢,同时强烈贬斥权谋。他们的思想差异,奠定了后世儒家治国之道在不同维度上发展的基础。     

中国王道政治的伦理指向与古今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政治是在与霸道政治的对立统一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其主要包括天经地义的空间伦理、三代至上的时间伦理、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以德为主的仁政伦理、民为邦本的社会伦理等复杂内容。到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商贸往来、文化渗透等多重压力裹胁下,开始了从天经地义到天崩地裂、从三代至上到来世永恒、从家国同构到家破国裂、从德政伦理到霸道横行、从民为邦本到民之裂变的艰难嬗变历程。     

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实践逻辑

古希腊罗马帝国的起承转合奠定了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基因,两希文明碰撞与融合锻造出的独一真神为西方霸道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两种基因构序形成的双螺旋结构激发了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的澎湃激荡。霸道政治的实践逻辑最早表现为罗马教皇对基督徒灵与肉的高度管控,随后在政教二元对峙中教权盛极而衰,王权借助民族国家力量掀起此起彼伏的帝国争霸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衍生出美苏冷战时期的各种霸道行径,今天则只剩下美帝在国际舞台上挥舞大棒的独角兽演出。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李觏的义利观及其历史影响

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提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是利于人生，合乎人情的。在统治方式上，李觏一反儒法两家将王道、霸道截然对立的做法，坚持王霸并用。李觏的学说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霸道”的懒女人

现象→懒女人越来越多 现在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不爱做家务，就连自己扮靓臭美都偷懒，她们不刻意做美丽的白天鹅，反而钟意做一只享福的小懒猫。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渊源

本文主要是对党中央最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决策进行学习的一点粗浅体会。从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发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应该成为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方针。     

士在人间: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哲学表达

“聚贤能而治天下”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这类“贤能”人物的世间生活状态,是由俊杰成为贤能的修炼之路,其生活态度也是“贤能”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贤能政治的生活哲学理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性论方面强调以德为上,总体向善;二是世界观方面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三是社会观方面提倡德位相配,差等有序;四是人生观方面强调达人济世,积极有为。这些哲学在世间的表达方式,共同诠释了中国传统贤能政治世俗存在的哲学形态。     

政治道德还是道德政治——评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

政治道德和道德政治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以"仁"、"礼"、"忠"、"义"、"民本"等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其实是一种把道德理想化、绝对化的道德政治.再加上它以"人性善论"为出发点,以道德自律为主要实现途径,其实是一种政教合一式的、以人治为本质的道德政治,所以它最终没能使我国政治踏着传统的脚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中国社会传统政治心理探析

对中国社会传统政治心理具有决定性影响与制约的因素 ,除了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架构下的社会等级结构、以孔孟学说为主导的儒家学说等方面外 ,还包括政治主体构成的复杂多样、社会历史悠久多变与中国地域宽广多彩等主观因素和时空因素。传统政治心理的各种不同的倾向 ,既相互对立冲突 ,又相互依存与制衡 ,共同影响着现实政治运行。它们具有构成错综复杂 ,沉淀深沉浓厚、发展曲折多变等特点。中国社会传统政治心理必将实现其现代化转型     

论圣人崇拜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影响

圣人作为中国文化哲学的本体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而且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和最高人生境界与最活跃的因素,是中国传统的圣人体道的整体直觉思维方法,以及崇古尊经的经学思维的重要基因。其一经形成,反过来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中国经学传统与中华文化精神——对华夏文明权威迷信与创新障碍的关系探析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代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孕育了"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法古述圣"的学术传统;秦汉以降更进一步扭曲为"帝王兼圣"的权力崇拜,演化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与"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其本质就是权威迷信.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与政治和谐探求

政治和谐是政治学论域与范畴中学术研究以及我国政治实践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亟待开拓和创造。政治和谐不仅是一种理想追求,更是一种现实选择,正视政治和谐、研究政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也包含着古人们对于政治和谐的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政治和谐理念的源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研究和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历史上按照是肯定还是超越现实政治关系的政治和谐追求特点,出现了两条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和谐追求思路：消极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和积极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论析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德治"思想,把以"德"治天下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模式.分析这一古代传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与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