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南京市的户口政策与基层社会控制

汪伪南京市政府为了恢复并控制社会秩序,不仅从体制上建立并完善户口制度,而且实行严厉的户口清查政策。通过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人口异动旬月上报与居民证制度,形成人口管理的立体防控体系,又设立户籍员制度作为保甲组织的重要补充,构成了汪伪南京市政府人口管理与控制机制。这种机制与配套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提升了日伪对于社会基层的监控力度和强度,便于日伪在基层实施经济掠夺、军事监管和思想文化控制。     

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军事领域内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法案,突破了战后的和平宪法,使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军事“先发制人”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先后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实践方面力图改变其在法制上受制于和平宪法、在国家军事防备和军事行动方面不独立与不自由的地位,为成为军事大国扫清了障碍。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带来的军事力量扩张对我国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为南海周边国家在岛屿争端、海域划分、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定势增添了相当的变数。     

制度性挤出

本文利用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有关思想对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分析,认为东西部的差距本质上是市场制度上的,而目前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政策选择对西部自身的制度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中央政府的现实政策选择的两难,并指出了可能的出路.     

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就、差距与推进思路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要求。基于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5年来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就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的分析,从制度创新、政策促进、区域布局、比较优势发挥以及技术创新等五个方面提出推进西部高新产业发展的具体思路。     

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分析

从制度上看,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具有自发性或诱致性、以市场制度为基础密切联系而形成核心竞争力、根植性等制度特征。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具有优惠的区域政策和制度后发优势,但也面临一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如与市场经济相左的思想道德观念、偏重自然资源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中央投资体制分割,等等。针对这些约束,必须采取相应的制度创新。     

用环境经济手段保证西部可持续发展

利用理论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联系中国西部地区环境问题的现状,借鉴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用环境经济手段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提出应当在西部应用排污总量控制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改进西部地区的排污费收取政策,以及利用财政手段保护西部环境。     

汉代监军制的产生与发展

实行监军制度,从而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这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制在军事制度中的重要体现。这种制度在秦汉时代经历了从酝酿产生到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虽然后代的监军制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是,究其根本,监军制的基本特征是在汉代确立的。     

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主体,必须积极转换政府职能,在法律法规的完善、经济政策的引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方面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保障。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