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成都”——秀山

1983年11月成立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川东南边缘,与湘西和黔东北毗邻,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历来是三省边区土家、苗、汉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总面积2462平方公里,下辖8区1镇,47个乡。秀山,因境西有巍峨的“高秀山”而得名,始建于1736年,历来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方。现有的47万多人口中,土家族占33.26％,苗族占12.62％。长久以来繁衍生息,扎根在境内的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     

浅谈瑶族“坐歌堂”

<正> 瑶族是个历史悠久,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瑶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其中歌谣朴实而富有生活气息,是瑶族文化艺术的精华。瑶族人民唱歌、爱歌,达到了忘我的地步。农闲、节令、田头、地角、上山砍柴都口不离     

女书之乡“坐歌堂”

<正>早就听说江永女书之乡姑娘出嫁要“坐歌堂”。她们离娘哭嫁、用唱女书来相互劝慰的乡土风情像一块磁铁久久地吸引着我。已是午后申时了,听说就在今晚有“坐歌堂” 的场面,我匆匆从江永县城出发,赶到三十里外的上江圩镇浦美村,要亲眼目睹“坐歌堂”的风彩。掌灯时分,新娘秀秀家里摆设     

土家族“摆手堂”的空间记忆建构

文化记忆的发生是与文化空间分不开的,摆手舞作为土家族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与摆手堂紧密相联。摆手堂从建筑结构、神堂里的实物摆设、民间故事的讲述、以及周边的村寨生活空间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整个摆手舞赖以存在的文化空间,土家民众的文化记忆也在这个空间下形成并稳固下来,摆手堂也由此被建构成一个记忆空间。     

“堂邑氏胡奴甘父”考辨

在开凿通往西域的孔道,打通丝绸之路方面,有一个与张骞齐名的少数民族人物,值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加以赞扬。但是,这个历史人物的姓名却成了两千多年以来的一桩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根据有关的史料,试图对此问题略加考辨,以期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姓名有个正确的定论。     

坚定新时代天府文化自信 把握成都的“根与魂”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国家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以来,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曾提到过文化自信,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的成都,文化历来都是其优势。数千年来,成都在独特的地域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积淀下,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根脉,孕育出了以"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为鲜明特征的天府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创造天府文化新辉煌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坚定天府文化自信,弘扬天府文化优秀特质,首先就必须不忘本来,把握传统文化——成都的"根"与"魂",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延续文化基因。     

“中国首届藏族弦子与热巴艺术高峰论坛”在成都举办

弦子和热巴是藏族音乐歌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人民热爱家园、歌颂家园、热爱生活、赞美生活,讴歌时代人民文艺创造的成果,是藏族歌舞艺术中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     

重庆梁平双桂堂山门变更的“质”性研究

本文以重庆梁平双桂堂为契机,以双桂堂山门朝向为研究切入点,从“形”“质”两个向度对双桂堂山门几次变更进行分析,试图阐释双桂堂大山门变更的表层现象和深层内涵,以期解析寺观园林的空间组织形式与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     

漫谈城步苗族“庆鼓堂”及其原始文化形态

<正> 城步苗族自古以来就能歌善舞,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由巫祝举行祭祝仪式的傩歌傩舞广泛流传,尤其是苗族“庆鼓党”(苗语叫“打古堕”,又称鼓社祭、苗年大节、苗族丰收节等)活动规模最大,特色最浓,流传最广。据有关史料记载和老艺人记述:苗族“庆鼓堂”这一民间宗教性质的艺术活动历史悠久,自元代起开始盛行,清代同治《城步县志》追记乾隆年间“庆鼓堂”活动:“……苗人     

瑶家坐歌堂:歌声里的“瑶文化活化石”

正遗产发现地:永州市新田县表叔、表姨,听说你家来了贵客,我们兄弟几个想来帮你陪客,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客是来了贵客,只是没得招待,讲给我们陪客,那是巴不得的事。州田四海花朵众,一句愿双双愿心,一句愿双双愿意,大家所愿得双连。用这种耳熟能详的歌谣形式招待客人的习俗,现在湘南的永州市新田县瑶族村寨依然流传。当地人称之为瑶家坐歌堂。新田地处湖南气候温暖区,山清水秀,地灵人杰,人文蔚起。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为新田留下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遗迹。瑶家坐歌堂不仅是瑶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会议将于10月在成都召开

<正>为了积极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深化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应用研究,推动各民族文化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会议将于10月在成都召开

<正>为了积极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深化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应用研究,推动各民族文化     

“牛虻”与“流氓”

本刊新近增加了“婚姻家庭”、“西部大开发”栏目 ,编者的牵挂也系于其中 :既耽心把现实问题研究简单化为法规时政的概念化复述 ,从而失去学术刊物应有的品位 ,又耽心把现实问题淹没在学究气的迂阔之论中 ,从而有悖于设置栏目的初衷。本期“婚姻家庭”栏目幸得佳作 ,而“西部大开发”栏目选编的三篇论文也让编者稍稍松了口气 :这些在学理上、表述规范上都不免稚拙的文章 ,毕竟不是用套话编就的应景之作 ;而我们设置专栏的编辑倾向也尽在其中 :通过立足社会实践的具体化、个性化、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折射出西部大开发这一共同的时代问…     

“扫盲”与“振兴”

屡闻新疆的同志谈扫除“民族政策盲”。认真想来,实则是积多年经验之谈。建国三十余年,同胞中“文盲”似有大减,而“民族政策盲”非但不乏见,且甚者确为惊人。时闻:有的汉族同志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群众纪律等方面忽视了兄弟民族的利益,甚至伤害了民族间的兄弟感情;有的少数民族同志则也误将工农、农牧、干群、个人之间的矛盾,统而论之为“民族矛     

“冷”与“热”

全国出现经济过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过热不过热?对于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说,少数民族地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经济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经济何热之有?因此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过冷”;不是应当“降温”,而是应当“加温”。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法?我认为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     

“吃亏”与“受益”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吃亏”还是“受益”的问题。譬如,到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到菜摊上买一根黄瓜、一斤韭菜,家庭主妇也要徘徊返顾,比较盘算,那头脑里想的就是“亏”还是“益”。小事如此,大事更如此。以现在的横向经济联系来说,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对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无疑“受益”大得很。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吃亏”,以廉价的原材料换取发达地区的成品、技术,亏得不得了。也是,内蒙古一公斤羊毛多少钱?而一公斤羊毛在上海纺织成毛     

“理论与方法:羌学研究中心2013年学术年会暨灾难人类学成都论坛”纪要

2013年10月26日,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筹办的＂理论与方法：羌学研究中心2013年学术年会暨灾难人类学成都论坛＂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3年年会的分会场之一。研讨会围绕＂理论与方法＂的主题,探讨如何在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提高羌学及灾难人类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道光年间成都将军治理四川彝地“边患”的历程及影响

清代中前期,清廷试在今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聚居地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但改革流于形式,效果甚微。随着外来百姓不断迁入该地,人地生产矛盾愈发严重,导致该地屡有劫掠事件发生。至道光朝升级为几次大规模“边患”。成都将军作为彼时统领该地的最高军事长官,通过武力镇压和拟定章程等举措参与到“边患”事件治理中。但碍于清廷未能解决问题之根本,加之受制于国力的式微、武备的废弛、官员的贪污懈怠等内在因素,诸多举措看似合理,实则加深了当地“边患”,并带来一系列恶劣的后续影响。     

明代“封贡”与“互市”

“封贡”与“互市”是蒙古和明朝政治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封贡”是蒙古贵族取得明朝廷的封爵后,受封贵族除定期派使节携带贡品进献明朝皇帝外,还同时以马匹、生畜、毛皮等换回中原地区     

“肥缺”与“瘦差”

时下，有人把衡量一个单位的好坏分为四类：一类是既有权又有钱的；二类是虽无仅仅有钱的；三类是虽无权无钱但工作清闲的；第四类是既无权无钱工作又不清闲的；在主观选择上，人们对前三类的单位尤其是前两类的工作单位自然是趋之若骛，削尖脑袋往里钻，而对后一类的工作单位除非万般无奈，否则，是死活也不肯去的。这里说的“肥缺”与‘座差”，就是指因工作单位和岗位的不同而导致待遇上的差异。虽然，它是一样的官，职是一样的职，工资是一样的工资，但事实上，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职位，其“含金量”也就大为不同的。比如，同样是科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