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     

朱子理欲新论

人乃千亿年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其与万物一样皆受流行大化物性所躯。欲者,流行大化物之动也。吾人为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岂能违流行大化物之动!作为有限者,虽圣人不能违此流行大化之物则也。朱子倡"存天理、灭人欲",非是反对吾人正常人欲,而是反对没有天理为基础之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儒家生命入精微致广大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每日存天理的主敬中、以天理贞定浸洗吾人之欲,吾人才能摆脱动物式的物拘,于天地万象森然的和美大中大正创生中,和顺积中,悲悯仁慈,神圣自由。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论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

关于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即其理欲观,学术界已作过不少研究。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程理欲观的本有命题和概念作进一步的开掘,对其理欲观的各个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走向作进一步的揭示,并注意从传统理欲理论的流变脉络和嬗演趋势上分析其理欲观的政治、伦理和思维意义。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意蕴及其特点

湛若水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随处体认天理"是他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命题,"心无内外"、"心体万物"饱含心学意蕴,且具有合内外、兼知行和贯动静的特点.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胡宏理欲观辨正

"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是胡宏思想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命题,它不仅关系到价值本体论的构建以及人性善恶之是非问题,也牵连到道德实践的可行性及价值如何取向等问题。对胡宏文本中"天理"、"人欲"概念及其价值意义的细致梳理,揭示其真实含义,归复其思想原貌,分析其价值意义,能陈清种种误解。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