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郑伯克段于鄢>解歧》

刘会山同志《<郑伯克段于鄢>》解歧》一文(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批评肖泰劳、马麦贞老师和我合写的《古代汉语教学札记》(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以下简称“肖文”)中关于“郑伯克段于鄢”部分的注释,认为八条注释中有七条都解释错了。我们仔细地读了刘会山同志的这篇文章,觉得有必要提出再商榷。受肖、马两师之托,我执笔来答复刘文的批评。     

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上载有苏兴氏《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拙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及国内外研究者一些有关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简单地说,我(以及苏氏批评的另外几位研究者)对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苏氏则认为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必要的。苏氏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分为四个方面,然后一一加以论述。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业已阐述,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仅就苏氏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略申鄙见,以就教于苏氏和其他的同行。     

论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社会性——兼与刘再复同志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和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先后分两期刊出了刘再复同志的文章《论文学的主体性》。文章认为,“文学的主体包括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并认为,在当今的艺术活动中,这三方面的主体已全面削弱或丧失,并对这种主体及其如何复归避行了全面的论述。其后不久,陈涌同志和姚雪垠同志先后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对刘再复同志的反映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展开了批评和提出了质疑。①陈姚二同志的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我在多次阅读和     

《甲申三百年祭》讨论综述

几年来,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为了弄清明末历史问题和批评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一组文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1979年11—12月香港《文汇报》),《论<圆圆曲>》(《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评<甲申三百年祭>》(《文汇月刊》1981年1—3期)。姚雪垠同志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继承郭老五四时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精神,运用大量史料,辨正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一些重要史实,批评《甲申三百年祭》的疏漏和错误。但他评论的问题不限于《甲申三百年祭》这本小册子,还批评郭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评价郭老的学术活动,以及批评一种“不严肃的、对历史和读者不负责的学风”。     

为什么如此无视事实和常识?

读了《中华魂》2011年第1期上刊登的《岂能如此看待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一文,它是批评《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上资中筠的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的,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批评。联系2010年7月5日《经济观察报》刊登的浩宇对资中筠的访谈录《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及后来她的《岁末杂感致友人》,感到无论访谈录或是文章中都有不少无视事实和常识的内容。以下是访谈录中的一段:     

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玚同志商榷

宋谋玚同志在《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与会见陈赓一事的关系》一文中,批评我在《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上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妥当的”。但我细读了宋文后,觉得我把这首诗解释为沉痛悼念杨开慧等广大革命烈士,愤怒控诉国民党新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反评吴小如先生对我的批评

反评吴小如先生对我的批评靳极苍《名作欣赏》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刊载了吴小如先生文章，反对我对周振甫先生关于“五鹿”和“观鱼”的解释，辩论出真知，我很欢迎。可是奇怪得很，吴先生引了我解释柳亚子先生《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的前四句后，批评我说：靳老批评周振甫...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与计永佑同志商榷

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直接关系到普列汉诺夫的整个美学思想的性质和价值问题.五、六十年代,我国美学界大多数同志认为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应予肯定.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生物学观点、是二无论、唯心主义的(见计永佑同志发表在《美学论丛》1979年第1期上的《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何洛、计永佑等同志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实践与美学》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因二者观点近似,以下引文只引计文).我认为,计永佑同志对普列汉诺夫美感论的批评有些是错误的.下面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计永佑同志和美学界的其他同志们.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对《评张养浩作品选》的辨析

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上,熊笃先生对《张养浩作品选》提出了批评,在肯定本书“开创之功”的同时,指出“注释方面有些失误,编年方面问题尤多。”批评有很多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乏依据。在这里我们不能——辨析,仅就编年方面的问题,谈些不同意见。一、关于《西台上王者无私疏》的系年熊先生认为此疏是天历二年五六月上给明宗和世(王束),而不是至大元年上给武宗海山的。     

大学学报功不可没

针对当下批评责难大学学报的声音不绝于耳,尹玉吉在《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大学学报功不可没。1.《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大学学报名列前茅。     

试谈“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与朱恩彬同志商椎

朱恩彬同志在《“人化的自然”与美》(载《山东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中,对拙作(《略论“共同美”》(载《文艺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提出了批评。对此,我表示欢迎。然而,在“美的本质是什么”尚未彻底弄清之前,过早地将美学上的“主客观统一说”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加以挞伐,这未免失之轻率。诚然,“朱文”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就其全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理论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 (ForeignAffairs)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一文 ①,我于 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刊于《哲学研究》 ,1994年第 3期 ) ,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 ,在此期间     

海外优秀论文推荐TOP 5

<正>1《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6年第1期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亨利·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亚布拉汉姆·纽曼(Abraham Newman)的文章《跨大西洋数据战争》(The Transatlantic Data War)。文章认为欧洲法院2015年10月判决美欧"数据安全港协议"无效,引起了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批评,     

自然科学理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发表周义澄同志《论科学美》一文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认为科学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异议,认为科学美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例如《浙江学刊》1982年第1期谷迎春同志的《评“科学美”》一文就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说来,提出什么‘科学美,,这无疑(应为异吧)于说‘方的园形体’——自相矛盾。”对此,我不揣谫陋,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应该尽可能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各种各样的美感经验,然后从中探究美的本     

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再探讨——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问题。蒋学模同志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我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我的看法,蒋学模同志又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值价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注明),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对于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所作的理论分析,我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认识,目前文艺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使对普遍引起重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侧重社会批评;有的强调艺术批评;有的提倡既要社会批评,也要艺术批评;有的主张二者的统一。(见吴元迈《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载《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306期) 我认为只有从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意义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才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本文将就什么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客观性与阶级性、时代性的关系试作论述。     

毛泽东同志曾秘密散发的是《共产党》月刊

一九八三年《党史研究》第一期,刊载了黄显孟同志《关于“一大”前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文章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廿一日给蔡和森的信中,用括号标注的那个“宣言”,“即一九二○年十一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些党的出版物,毛泽东等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便收到了,而且秘密地广为散发。”(《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46页)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