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诗》的版本流传与编辑特点

［摘要］宋元时期的《千家诗选》采用了类书的编排体例,并在门类上经历了不断增补的过程,工具化、实用化倾向明显;明代日用类书的大量刊行,使得《千家诗选》的影响力降低,经过大幅删削而成的《千家诗》在明代成为广泛采用的童蒙教材,编辑风格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清代对明代流传的《千家诗》进行了重订、增补甚至重新进行选注,除了继续用以训蒙外,更多地呈现出学术化倾向。     

论《留诗》与叶法善的不事著述

大唐高道叶法善临化前所咏《留诗》,简要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及其胸臆之所向,被学界视为叶法善的代表作。用符合文字本意以及当时时代语境的语言对《留诗》进行直译,从格律上,《留诗》应为古诗而非五律,宛利城为有待于法音充满之城,叶法善不事著述乃是因为履行道常无名的宗旨。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宋代州县学的赐《九经》与藏书制度

九经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贡举科目。州县学校得到皇帝赐《九经》,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皇帝给地方学校赐教科书,对州县学的发展壮大和州县学的藏书制度的建立、完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梁宗岱的诗论——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县人,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教授。除了创作和译作外,论著有《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屈原》、《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直觉与表现辨》、《论神思》。读《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如打开五光十色的百宝箱,文笔优美,诗意葱茏,真知灼见眩目耀眼。他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又通晓西方近现代诗歌,特别是直接师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梵乐希(今通译瓦莱利)。这就决定了他长于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而奠定了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语势与取势:庞德《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诗研究

庞德《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诗以语势为尚,在音象、义象、形象上取势：译诗在音象上,频繁使用流音、鼻辅音、摩擦音、长元音、双元音,特别是／аu／音,舒缓低沉;注重元韵、头韵,富于韵律感。在义象上,频频偏离原诗语义;动词丰富,具体而富有动感。在形象上,创造性翻译意象;突出江河意象;省略时间、地名意象;感情含蓄蕴籍。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两个问题

探讨陶渊明的归隐问题,需要先讨论一下他的出仕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出仕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为贫而仕”。这个观点当然不是凭空臆测的无稽之谈。因为,陶渊明确实屡申此意。他回忆自己刚刚踏入官场作州祭酒时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意志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十九》)回忆作镇军参军时说,“此行谁使然,     

对《感事呈毛主席》一诗的文本阐释(下)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马驩” 这句诗历来遭致人们的诟病,“私心发作”、“要汽车”之说显然亦由此而生。因此,如何破译颔联中的两个典故的深层内涵也就成为阐释文本不可回避的关碍所在。下面先交代典源: 夺席谈经:典出《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上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经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正旦:正月初一。上:指东汉光武帝刘秀。侍中:戴凭的官职。)五鹿:典出《汉书·朱云传》:“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齑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少府:皇帝身的     

阮籍《咏怀诗》与《红楼梦》的隐晦手法

阮籍和曹雪芹有共同的创作背景、创作心态和动机,《咏怀诗》和《红楼梦》运用隐晦手法有三个特点:引用前人词句,言在此而意在彼;借"美人"意象表明心迹、抒写志趣;借怀古咏史伤时刺世、反思历史。《咏怀诗》的主题是诉诸于灵魂的痛苦与焦虑这个最当下的存在,《红楼梦》的主题是诉诸于灵魂的引导和拯救这个最迫切的存在。     

《咏怀诗》与阮籍的儒学情怀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其旷达的性情、放诞不羁的行为,历来被儒家所诟病,但阮籍是一个有着儒学情怀的儒者。由于受到传统儒学以及家学的影响,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阮籍树立了儒家＂内圣外王＂式的理想。正始之后,司马氏血腥的政治手段使他不得不放下儒式的理想追求,无奈地转向庄老之学。但阮籍是信奉儒教的,无论其行为如何荒诞不经,他的骨子里是从一而终的对儒礼的践行。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破体为文”与别情诗的新突破——以李颀《送陈章甫》为例

先秦时代祭祀道神的祖道仪式是别情诗的早期文化母体,受早期祖道文化的影响,这类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抒情模式。唐以前的别情文学,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李颀《送陈章甫》一诗,不仅所抒写的别情突破了有别必怨的传统模式,而且借鉴史传和小说突出特征的片断式人物速写及重视典型细节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神采,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法。在唐人同类诗作中别具一格,它在类型文学发展史上也堪称破体为文、以小说为诗的典范。     

上博简《诗论》与《诗·郑风·将仲子》的几个问题

关于《诗·郑风·将仲子》一篇诗旨,历来有"刺庄公"与"淫奔"两说,仅据诗意很难释疑解歧,上博简《诗论》的相关评析,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联系到孔子的"三畏"之说,可以肯定汉儒以"美刺"说来解释此诗,是可信的。由此也启发我们对于《诗序》和毛传、郑笺的价值应当具体分析。     

自白诗与罗伯特·洛威尔的《臭鼬的时光》

自白诗从较深层次的个人私密角度不仅揭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同时也深入地探索了社会问题.自白诗人意识到,个人的失败和社会的腐化堕落是密不可分的.在他们的诗歌中,自白诗人喜欢从极端私密化的主题入手,最终揭示的却是十分宏大的社会主题.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个人经历的小圈子,即使是在最个人化的诗作中,也能站在生命个体的背后窥视到社会历史的病因.     

道与迹：《诗》《易》《春秋》的古今之思

[提要]古典并不是僵死的古代事物,而是能在不同时代被反复重新激活的文化本源。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不过是道化之迹,而道本身或“迹之所以迹”则无古无今。从道迹关系的角度重读孟子关于《诗经》和《春秋》关系的论述,以及《易经》和《说文》的开端,有助于今日重新思考古今关系问题,反思现代流行的线性史观,为现代文明找到自我理解的根据,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迷误。     

关于《述善集》所收张以宁诗文的几个问题

张以宁是元末著名文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收张以宁诗文共8篇,其中6篇不见于其他文献。据考证,张以宁《崇义书院记》的写作时间当在1358年至1367年之间。经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诗文进行了校正,发现《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中张以宁诗文的某些标点似有可商榷的余地。     

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兼辨两人相识的时地

欧阳修<戏答元珍>一诗广被人口,而两人的相识时地和交往经过却鲜有人道及.周必大刻本<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认为两人的相识时地为景祐元年(1034)的京师.依苏轼<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转述欧公晚年之语,两人本为"同年"进士,相识更在景祐元年之前.本文经考证认为,<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题有误,此诗实则是送朱处仁的.苏轼此文可证欧公晚年记忆之误.两人在景祐三年十月末始相识,地点在峡州夷陵县.     

《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本文同意陈尚君、汪涌豪所提出的《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及《二十四诗品》出自《诗家一指》的观点，但认为其所提出的明怀悦作《诗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观点是错误的。明初赵谦《学范》引用过《一指》，较怀悦的时代早七十余年。《天一阁书目》著录怀悦编集《诗家一指》，并录怀悦叙，可证《诗家一指》非其所作。本文考察了《诗家一指》的不同版本系统，认为史潜刊《新编名贤诗法》本题名为《虞侍书诗法》的本子更接近原貌，从而根据版本及有关材料认为《诗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有可能是元代的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