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是暴力的,又是无力的。一方面,良知坎陷中的道德良知对于政治、经济等有着绝对的威权,能够要求一条"文化→政治→经济"的暴力下贯之路;另一方面,良知坎陷又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为"假定"前提,由之而有"经济→政治→文化"的柔顺上升之路。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凸显了这两条路线的不同政治哲学内涵。牟宗三本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则佐证了致力于暴力教化的哲学王的无力。正视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两相,有助于理解牟宗三的困境,也有助于看清中国文化的当下境域。     

从牟宗三的哲学思考方式看其“良知坎陷”说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揭橥康德的思考理路,依照儒家的精神境界,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坎陷"说。他的这一学说的提出,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由此,不但在学理上疏通和圆满儒家理论,而且现实上为自然科学所应有的伦理价值标准提供了根源的依据。     

“事实/价值”等于“现象/本体”吗?——对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个检讨

":良知自我坎陷说"作为牟宗三哲学体系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该学说的根本症结在于牟氏将"事实/价值"的区分等同于"现象/本体"的区分,缺失了"事实性之本体"和"价值性之现象"两个重要的层面,由此造成了"知识上不去、道德下不来"的理论难题。因此,只有将平列性的"价值/事实"与立体性"本体/现象"区别开来,才能真正解决"坎陷说"的难题。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创造性的转化与融合——论牟宗三的“良知学”

牟宗三的良知学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反映,他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进行了改造,使其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牟宗三融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心性儒学与康德哲学的结果,但其思想又不局限于二者,而是超越于二者之上,在对物自体和自由意志的理解上,他超越了传统文化;在道德情感的理解上,又超越于康德之上。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牟宗三“别子为宗”辨析

别子为宗是假命题。牟宗三的学术功力就在分宋明理学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和伊川、朱子系,且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系为正宗,伊川、朱子系为歧出。因此,朱熹实只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判教标准是唯心论,其意图是使自己的心体与性体唯心论,接续前贤而成为新儒家的主流。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是牟宗三唯心论学说的忠实图解。牟系哲学貌似合理,实质与传统儒学六艺精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朱子的学术路径与康德颇为相似——经验型,其为学方法与海德格尔若合符节——存在先于本质。哲学根本没有对象。如果人为地栽培心性学,甚或揠苗助长,将有损天下之公器,不利于中国学术全面健康的发展。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说评析

近年来,学术界不少研究者在研究和探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文著中,力图说明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和历史观意义上的一致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或渗透着人道主义,甚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本文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一命题。笔者认为,提出这一命题和其后的论证演绎,既不能有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牟宗三“儒家第三期发展”评介

牟宗三先生为了挽救近代儒学危机,重振儒学传统,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理论.他认为,儒学第三期文化的使命是"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建国以继承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学在新时期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点,但这其中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释义

"即存有即活动"是牟宗三研究宋明理学时所提出的一个判别标准,以对应于所谓"只存有不活动"的本体。所谓"即存有即活动"主要是沿着本体宇宙论的方向,从道体、性体与心体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的;而其之所以能赋予道德理性以能动、创生的功能,关键也就在于道德理性必然落实于人,而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则正是道德理性之能动、创生功能的具体表现。由此出发,牟宗三还依据宋明理学之体与用、本体与工夫的思想论述了"即存有即活动"与"即活动即存有"之互渗互证与双向限制的关系,从而将道德理性提升到一种宗教精神的高度。在牟宗三看来,从儒家自古以来的一贯精神一直到当代最迫切的现实需要,都亟待一种宗教情怀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与底气,从而才能真正挺立起儒家的超越追求。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论牟宗三对张载“心”的释义

牟宗三认为张载之学不若明道之学圆融饱满,他不认同张载对性、心等范畴的解释,认为心之名不能由外此而别有所合以立。他重新解释了张载的性、心、知觉等概念,将之归为一处,得出心性是一的结论,赋予张载心本体意义,充分彰显了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架构。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