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法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及我国的立法思考

基于对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尊重,美国法要求医师在实施医疗干预措施前必须向患者尽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向患者披露一位理性的患者意欲了解的对患者的医疗决定具有实质性(决定性影响)的风险和信息,除非存在紧急情形、医疗特权和权利放弃的例外情形。如果医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患者可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下获得救济。探讨了美国医学法中知情同意原则的法理根据、医师的信息披露义务、患者为保护知情同意权可供选择的诉因和救济途径,分析了美国法的司法和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了思考。     

论基因自我决定权

在基因检测业发展如火如荼的背后,受检者的权利却鲜受重视。基因自我决定权是受检者的核心权利,是基因检测法律规制的关键所在。其以知情同意为核心,是指受检者在基因检测中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进行基因检测,对检测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措施是否同意,以及对基因信息如何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基因自我决定权属于一般人格权,权利主体为受检者,客体为人体基因。基因自我决定权的行使,主要体现在对检测流程及其结果基于充分告知的同意。基因自我决定权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应受到限制。     

“拒签事件”的法伦理学思考——知情同意原则的理解和适用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拒签事件”中受到理论挑战。文章分别从知情同意权利与医学行善原则的冲突、不同文化背景下知情同意权利实施的冲突和知情同意权在民法学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进行分析，并在法伦理学的视角下对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提出反思。     

论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先指示权”

对患者"预先指示"权的尊重意味着当患者丧失决定能力时对其自我决定权和知情同意权的尊重.患者的预先指示是患者就医疗干预和代理人问题上所事先表达的一种意愿,是患者对医疗行为行使控制权的表现.精神疾病患者在行使预先指示权时会遇到许多法律问题.应本着患者利益最佳化的原则去善待预先指示,包括其消极指示和积极指示,以保护患者本人真实的主观意志.我国对患者(包括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先指示权尚缺乏认识和规定,应引入这一法律设计,以彰显对精神病患者权利的切实保障.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浅议我国人体试验知情同意之立法完善

知情同意是人体试验的关键问题,对于受试者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规范人体试验时,对知情同意有相关规定,但存在一定的缺失和不足。通过研究认为,在研究者告知义务方面,对于研究者的说明事项规范有待改进。在受试者同意方面,将行为能力制度运用于受试者的同意能力不适当,有建立“医事上同意能力制度”的必要,且受试者的同意能力应当依据个案判断。知情同意实践中,弱势群体之一孕妇参与人体试验在我国存在立法缺失,应予以补充和完善。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

随着传统社会中医患双方之间信任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消解,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权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对该权利的保护仍然存在不足。患者知情同意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可以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中的"损害"做扩张解释,将患者知情同意权纳入其保护范畴之内。     

论中国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规则

知情同意规则起源于美国法,后来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中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确立了这一规则,《侵权责任法》在总结既有立法经验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应当包括两项要素,即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也称说明义务）、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务人员违反知情同意规则承担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其所保护的权益包括受害人的隐私权（即自主决定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符合责任构成要件时,医务人员要对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要依据雇主责任制度对患者承担责任。     

论宪法中的人

宪法是人摆脱神权、王权和其它桎梏的革命产物。近现代宪法的形成过程,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反省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立宪指导思想,到当代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制宪观,人始终是宪法的灵魂和目的。宪法中的人是自由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人格尊严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权利的人。充分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是近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世界宪政史就是一部人的自我发现史,也是一部人维护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斗争史。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人大决定权的辨析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人大的决定权存在着紧密联系。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及其地方组织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专属权利,而且首先是一种实体性权力;决定权既是实体性权力,也是程序性权力,重大事项决定权要借助决定权得以实施。     

知情同意权及其中国化问题探讨

知情同意权赋予患者和受试者自我选择和决定医疗或实验的权利,是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的重要论题,有着丰富的内涵。随着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知情同意权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权利的赋权和维权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系统阐释知情同意权的来源、内涵,使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化。     

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中自治权与自决权的区别

本文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自治权”问题展开探讨 ,认为民族“自决权”和“自治权”有根本的区别 ,并指出对“自治权”和“少数民族人权”的理解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政府数据开放背景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行政法架构

政府数据开放的趋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知情同意权最早起源于医疗领域,是医学界保护接受测试者的基本规范,这一规范从医学伦理转化而来,最终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要求任何主体在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当如实、全面地告知当事人具体情况,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对信息进行处理,包含具体同意和概括同意。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表现为: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知情同意权更多地表现为知情权,个人信息泄露影响巨大。同时应当构建如下规则:知情同意不能构成责任免除;概括同意和具体同意并行;剔除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且不能恢复;制定大数据使用规范,避免出现大数据歧视。     

浅析医疗行为中患者有效同意的法律要件

在医疗行为中,医生充分的说明、患者具备同意能力,且自主自愿的同意是患者有效同意的法律要件。在医疗行为后,患者常以其同意无效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医方既要尊重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又要规范自己的操作,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知情同意——病人的权利与立法——兼谈对《执业医师法》第26、37条的修改

目的探讨我国病人的知情同意权立法状况.方法分析了病人知情同意权的内涵、性质、行使形式.结果我国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尚未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结论建议修订<执业医师法>,加快制定包括知情同意权在内的病人权利法,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病人的权利.     

论我国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随着医学伦理观念的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逐步确立,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将有助于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改善医患关系,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要想真正实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论知情同意权与紧急专断治疗权的适用关系

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专断治疗权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前者是患者个体人格自由、独立和尊严理念的产物,而后者适用的重要前提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排除。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医方会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在实践适用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医患双方的纠纷。     

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涉及的法律问题

在尸体器官捐献决定权的归属上,死者本人的自我决定权和其遗属决定权都具有重要性,但前者较之后者更为优先。对"遗属"的范围宜从形式和实质双重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看,有遗体管理权以及具有丧主地位的当然应该考虑是遗属的范围;从实质上看,与死者曾有密切的家族生活等事实的人也是遗属的范围。各遗属之间必须共同同意方可摘取器官或捐献遗体。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得到死者的书面同意或者死者生前没有表示过拒绝,遗属推定承诺,才称得上是正当合法的。     

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AID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育症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AID 子女亲子关系认定尤其突出。明确AID子女与相关当事人的亲子关系，对保护AID子女利益至为重要。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裁判，知情同意原则在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由于法律缺失，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作为AID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依据是不够的。建议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指导思想，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