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冯雪峰的现实主义主张——与支克坚同志商榷

读支克坚同志发表在《文学评论》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上的《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一文之后,颇有感想.支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对中国的现实主义问题,尤其见对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所作的一些基本论     

也谈两位革命伟人论阿Q——兼与李桑牧同志商榷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几十年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最近又有同志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所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阿Q典型的看法,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对鲁迅研究有贡献的李桑牧同志,在五十年代是把阿Q当作农民看待,对阿Q的革命也是肯定的,曾说阿Q“对于革命充满着多么丰富的奇思遐想”,“显示被压迫农民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企图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成农民阶级的革命     

也谈阿Q的“革命”及其典型性

读了学报第三期鲁列同志《关于阿Q的“革命”初探》一文,受到不少教益。的确,分析阿Q这个典型形象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也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它不仅涉及到如何理解阿Q形象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学的典型性等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化费一些气力来研究探索。鲁列的文章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也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琐谈阿Q的“革命”

阿Q是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里的一个主要人物。这篇小说以我国近代社会生活为背景,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革命风貌。作品里的阿Q是一个落后雇农的典型形象。后来阿Q也曾有过反抗和革命的要求,可是由于投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联合赵太爷、举人老爷、把总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逮捕、游街,终于阿Q又糊里糊涂被他们杀掉了。对于阿Q的“革命”,历来存有争     

也谈“阿Q精神”

一 对《阿Q正传》的研究虽已逾六十余年,但似乎还没有超出二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水平,仍徘徊于旧的框架中。有的研究者从机械唯物论入手,对阿Q的阶级属性、革命性以及精神胜利法来源诸问题作单一的社会的历史的阐释,有的试图证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乃是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性格,将其归之于“思想类型”;但又未能掘出它的根源所在。许多年     

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兼与冯明科同志商榷

冯明科同志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4期复印)一文中认为,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上都使用“中国革命史”这个名称,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两点:首先,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看,把它称作“中国革命史”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从“革命”一词的含义看,将该学科笼统地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建议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样的名称。民主革命史的上限,作者界定在1898年,其标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动。我对“称谓”和“上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求教于冯明科同志,论述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     

也谈家庭的发展趋势——兼与白和平同志商榷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人曾公开主张消灭家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对此,目前西方学者持两种态度并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是赞成派,如世界未来学学者爱德华就认为“没有性,没有家庭的社会可能产生真正高尚的文明”;另一派是反对派,社会学家布伦纳认为,家庭解体“这一后果,不堪设想,它会使美国社会崩溃”。我系白和平同志的《家庭的消亡》一文,正是以“赞成派”的思想为脉络,论述了家庭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     

也谈“一(壹)”的用法——兼与陈发喜同志商榷

“一”是古代汉语中应用广泛,语义繁复的词儿,它既可作实词,又可作虚词,在不同的语法结构和语言环境中,它的词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它除了作数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实词外,还可以作副词、语气助词等虚词。随着词性的不同,它的意义也就随之不同;即使是同一词性,由于语言环境的变化,它的词汇意义也随之改变。对于“一”的讨论,自清以来,专家学者们的专著,已论述得不少了。不过,他们对“一”的虚词用法谈得较多,而对“一”的实词用法却讨论得很少。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一”的虚词用法和实词用法一并讨论,以求教于读者。     

也谈二难推理——兼与邓强、万殳平同志商榷

可以用假言选言推理来概括“二难推理” ,把选言前提看成相容选言判断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     

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

读高敏同志《“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一文(见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史学栏),颇受启发。“李广难封”的原因,诚如高文所言,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也怀疑的“命数不好”。但是否如高文所言,一是因为“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呢?本人未敢苟同。     

也谈“何所……”结构——与李人鉴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上,发表了李人鉴同志的“略谈‘所’字结构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有不少论述,使我们受到启发,但有些问题,还有待商榷。下面,主要从“何所……”结构问题,谈一点异见。如所周知,“何所……”结构是疑问代词“何”与“所”字结构组合而成的。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所”字结构的性质及语法功能,才能正确地分析“何所……”结构。李文中说:“正因为‘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结构,它的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所以它能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各种成分”。接着李人鉴同志便举例说明“所”字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充当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阿Q“革命”之管见

多年来,关于阿Q的形象及其“革命”,以及由此涉及到的文学作品的典型等问题,一直众讼纷纭。为此,我想单从阿Q的“革命”这一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和大家共同商榷,并求教于关心这个课题的同志。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精辟地阐明了阿Q“革命”的实质。那种把阿Q看成是“革命者”、“造反派”,以及过高地评价阿Q“革命”的观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作品的思想离不开作家世界观的制约。《阿Q正传》写于一九二一年前后,当时鲁迅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