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近二十年的文学史学理论探讨回顾

文章从四个方面总结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学的理论探讨取得的丰硕成果：1.文学史观;2.文学史研究方法;3.文学史编写问题;4.文学史学建构。回顾这一阶段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的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我们在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中更好地把握文学史观,更加有效地运用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明晰文学史学构建的思路。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与思考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存在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不明确,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特质被遮蔽,文学史著作很容易成为一个各族文学的大拼盘,以线性历史时序来编写多民族文学史存在局限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第一,划分民族文学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唯一标准;第二,应结合作家的民族身份来评价其人其作;第三,应理清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第四,可以结合地域文学发展演变、各种文学题材或体裁的发展演变等结构线索来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使文学史分期成为多元复杂的学术问题     

标准·异议·我见——关于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涉及到我国文学史如何编写和教学的问题。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编写一部合乎中国现代文学60年(1917--1976年)发展实情的文学史,无论对研究或教学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怎样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开创新格局,从而加深对文学现象的考察与解释,是大家共同关心的方面。本文仅提出几点看法,用以参加这问题的讨论。一历史踪迹,中国现代文学史史略作为文学的学术建设,编写文学史随文学创作及其它文学实践活动而进行。文学史是对文学现象的总结,也是一类系统知识或学问的样本(即“书籍形式”)。文学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包容着文学创作者(作家)文学样本(作品与文学研究著作)和文学接受者(读者与研究者三要素,这三方面通过极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主持人的话

从开展“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以来,十余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有了重大的进步。但要取得新的突破,还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为了展示文学的演变,我们必须把它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在文学上应各具首尾贯穿的特色,而在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之间则应在文学上有其分明的断限。只有有了这样的分期,我们才能较清晰地看到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我们如果对文学发展的许多环节并不清楚,也就不能有准确的分期。以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习惯以朝代分期,如唐代文…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特定向度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应真正回到文学自身的历史上来,真正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体系: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共生;占主流地位的白话文学与不占主流地位的古体诗文共生;汉语写的文学与非汉语写成的文学共生.     

中国比较文学史建设问题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的建设看成一项宏大的整体工程,那么它的最后竣工,大概需要经历以下五个不同的建设阶段;一、文史混杂的筹建阶段(20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二、汉语文学史编写阶段(从20世纪初至今);三、各族文学史编写阶段(从1958年至今);四、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阶段(从本世纪末至21世纪中);五、《中华民族文学通史》编写阶段(21世纪中上期以后)。     

《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撰,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该书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归纳、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书写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包括文学史观问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叙述中的     

《土家族文学史》的特色

民族文学史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必须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坚实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而整个民族文学的研究,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只是极少数人进行的孤立的、零星的工作;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出现以“任务带研究”的较多人参加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刚着手进行的编写工作突然中断了近二十年,因此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民族文学研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建设问题

读了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现行文学史”),谁都会为我国文学传统之悠久和文学财富之璀灿感到自豪。但是,同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相比,又不能不说现行文学史还是不完全的。编写包括各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我国文学史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任务。     

汉语外国文学史编写之文化参与

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汉语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除了注重文学经典的"文学性"外,关注点逐渐从文学层面扩展到文化领域。本文以汉语外国文学史对19世纪英国女性作品、通俗文学等的重新审视、评价为例,从女性主义和大众化两方面入手,探讨文化因素对汉语外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以观念史研究为指向,探索以文学观念为关键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借鉴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挖掘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首先,可以进一步拓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其次,从意识形态层面开展整体文学史研究,从而深入展开中国文学通史研究的学术进程;第三,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树立新的学术语境。     

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自从出现文学史这种记载文学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以来,国内外各类文学史著作数量之多编写体例之杂芜、混乱已非同一般。但文学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史书,其性质、写作方法等如何,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至今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奉为圭皋。该书从不同的侧面详细探讨了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的写作方法等,在阐明自己文学史观的同时并指出了某些已有的文学史观的错误。韦勒克文学史观的理论继承了艾略特所开创的那种从历史的维度、宏观且动态地考察文学作品的传统,而且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他的包括文学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文学史观,就是在综合了艾略特与兰瑟姆的本体论诗学和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以及“非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发扬光大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韦勒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是在对文学这种意向性存在的“经验客体”进行的批评中,归纳或“提炼”出表达“决定性结构”或价值体系（包括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的文学理论,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以文学系统内的、“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的前后逻辑关系,在综合通过读者、批评家等人头脑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构成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当然,韦勒克文学史观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从总体上看,韦勒克对文学存在的认识是偏颇的;其次,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中其实还杂糅了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最后,韦勒克的文学进化观也是值得商榷的。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说到底,其实还是坚持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而不是与其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史的或心理等背景的研究,没有超出“新批评”对文学的认知范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