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R·M·黑尔对功利主义的论证

R·M·黑尔在他的普遍规定主义的理论框架内 ,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论证。他利用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性 ,证明在道德思考中 ,必须给他人的倾向与自己的倾向以同等的地位。由此得出结论 ,道德思考的模式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他忽略了在我们不能撤销他人的倾向或欲求这一点上 ,他人的倾向与自己的倾向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像为了自身欲求在总体上的最大满足而牺牲自己的某些欲求那样 ,为了社会总体欲求的最大满足而牺牲某些人的倾向。因而 ,尽管他的论证颇为精妙并且貌似有理 ,但最终并不成功。     

皎然诗论的划时代意义

皎然的诗学思想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盛唐、大历诗人的新倾向.过去人们已经注意到他重主观、求怪奇、尚狂逸等倾向及其对韩孟诗派的影响,但对于他重品格、尚意蕴、追求文本结撰与艺术风貌的全美等倾向尚未有充分之论述.通过对这些倾向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皎然强化了外在于诗情的创作理念,对宋、明诗学有深远之影响.     

欧阳修的“文道”观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研究欧阳修诗歌创作时,我们会发现他的很多创作实践是有其明确的创作理论做指导的,而他的创作理论又是以其大量的创作实践为体现的.我们如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就会对他创作中的自觉倾向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能进一步把握住以欧阳修做为主将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欧阳修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与道的主张,是以“切于世事”、“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为原则的.为了弄清他在论“文与道”,特别是在论“道”时有哪些不同于前人的倾向,从而看出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更新的东西.我们仅就中唐古文运动后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做些大略的比较.     

闻一多早期诗歌中的思想艺术倾向

闻一多早期诗歌中的爱国思想与唯美倾向，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给他打下的烙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倾向不仅常常使诗人走入政治的歧路，而且又损坏了他的艺术追求。在爱国主义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诗人自觉不自觉修正艺术上偏向，不断爆发思想和艺术的光彩。这一段经历为他下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的闻一多，终于以他的生命写下一首壮丽的诗。     

毛泽东早期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内在依据

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是心物二元论,他的二元论哲学中的重物质的唯物主义倾向、重人类理性的理性主义倾向,不仅为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孕育了条件,而且也是他的早期二元论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内在依据。     

传媒的异化与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首先是以一种外部的外在形式与人直接相对立的,并且只有通过对对象有意识地加以历史的和社会的占有,对象才能成为属人的对象,成为人的对象化。所以,人的表现首先总倾向于外化,而他的对象化则倾向于物化,从而他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试析晚年陈独秀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批判

抗战时期陈独秀呼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民粹主义思想进行深刻批判。虽然他在政治倾向上有着重大错误,对中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也认识不够,但他在纯理论方面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却是鞭辟入里,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与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马克思主义克服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一脉相承,和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息息相应。因此,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必将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走向实践论美学的途中——一种对朱光潜形成中的实践论美学观念的检讨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朱光潜美学就逐渐萌生出一种新的性状,这新性状使它渐渐偏离原来的文艺心理学而趋向实践论美学。在引起转变的原因中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的朱光潜美学本身就具备了某些与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东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客观主义倾向。经过苏联人阐释后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他的视野时,不仅把他那萌动中的客观主义倾向诱发出来并予以强化,而且还在客观主义的视野里为困扰了他二十余年的心物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这新答案既是1949年后的朱光潜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他的实践论美学的第一块基石。然而,被强化了的客观主义倾向也使朱光潜在问津原本属于人的难题———美的意味、美学何为等———时不再能牢牢地守住人的生命重心,从那里探寻美的真谛。     

回归与奉献──兼论俄狄浦斯王的心理受挫与渴望

因犯了杀父娶母大罪而被迫弄瞎双眼流放而死以解除百姓于灾难之中的俄狄浦斯王，一直作为一个罪人而承受了因果报应式惩罚。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应用，人们才有可能从他受挫的心理出发去研究这一情节的必然性，并因此而对他的人品重新作出评价。在他的三次冒险中，始终贯穿着他强烈追求母爱的潜意识渴望，贯穿着他对人民的兴旺与幸福的无私奉献。因此，他暂时脱离母爱而流放致死只不过是一个楔子──把剧情推向高潮以更加充分地歌颂他的光辉和伟大。     

姜白石的词乐与清雅之韵

姜夔不但能作诗词,而且精研乐理,能创作乐曲。他的乐曲既能反映他独特的人品气质、内心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体现出声情韵律的高度统一。品味姜夔的众多词作,都具有清雅之韵,于婉约、豪放之外,自树一派。姜夔的词作在音阶、调式以及词调旋律、字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与其清雅之韵是一致的。此外,姜夔还善于用名贵的古曲、独特的自制曲来表达他一生中经历的情感的高峰体验。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刘备在白帝城论析

本文梳理出刘备在白帝城十个月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所思所想,探讨了刘备人生的最后时段和托孤的心态、环境。从刘备在白帝城的十项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思索战败原因,主动承担战败责任;期盼安宁,纠正失误,结束了蜀、吴交战状态;思念妻室,眷恋子女;安排人事,诏敕后主,临终托孤,以保住基业。本文还对伐吴及其失败的原因、刘备的托孤是英明人主的明智抉择进行了论证阐述。     

严复著作中的人文思想

严复在其众多的著作与译著中,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不可否认其著作中同样也渗透着强烈的人文意识,不管是其思想形成的前期还是思想趋于"保守"的后期,其人文意识都没有削弱。就严复的个人经历、著作中人文思想的表现以及人文意识存在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     

倪瓒诗与画的乖违

元人倪瓒在山水画领域,与其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反差。其诗、画颇存乖忤之处:诗多因袭,画重革新;诗爱“春”色,画喜“秋”景;诗色浓重,画意简净;诗之意象庞杂,画之意象单纯。二者诸多的忤悖,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丰满、完整的倪瓒形象。     

钱澄之“情道”观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钱澄之文以载道的＂情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他将国破家亡、妻亡子散的切肤之痛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情道＂一以贯之的散文作品,主要体现在怀念故国、经世致用、悼亡妻孥旧友等作品中,而其中又以悼亡妻儿的散文最具特色。     

尤袤文集编刻流传考

尤袤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文章在当时也很有影响。但其诗文在其身后却散佚太多,以致声名日小,甚至于渐难以匹配"四大诗人"之盛名。其文集流传情况直接关乎他的声名、影响及文学史地位,考察尤袤文集各时期的刻本、抄本和排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对其诗文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哈代抒情诗中悲观主义的双重性

19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英国农村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给哈代的诗歌带来悲伤忧郁色彩。然而,在悲观的表面,他的内心及一些诗作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哈代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哈代的悲观主义具有双重性：哈代悲观主义的实质是其现实主义风格的再现;忠于现实,反应社会;从他的诗歌中可以体验到一种强烈而厚重的历史感。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