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知行认识观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比较研究

"知行认识观"是孙中山最主要的哲学思想,其重视"行"(实践)的基础地位和"知"(认识理论)的指导作用,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具有相通之处。但在"知"与"行"涵义的界定、知行统一关系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哲学认识论却呈现出较大的不同。究其原因,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阶级属性和理论来源有着很大的关联。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的美国观的推演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到深信美国"实在是一个敌对性的帝国主义"戏剧性的推演;美苏关系是毛泽东的美国观推演的国际背景,而美国对华政策则是毛泽东观感、认知和评价美国的基本尺度;毛泽东的美国观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又兼备革命现实主义的特征,它显现了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结与现代化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过程,他对美国的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揭示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的法律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观的渊源、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历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共同造就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法律观.毛泽东的法律观主要是工具层面上的而非目标层面上的,其核心是"国家本位论"和"阶级斗争工具论".和毛泽东的工具论法律观相比,现代法治主义更强调法律的目标性价值.科学评价及对比毛泽东和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可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启示.     

毛泽东的自由观:他的早年与晚年

对毛泽东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成毛泽东思想上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巨大的战争漩涡中,暴力活动遍布全国,讨论政治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并受到特别镇压;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阶段,民族救亡的呐喊超过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呼声;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集中的经济计划和共产党组织等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受到中国帝王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当时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     

再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7年底,毛泽东先后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充分发展""广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1947年底到三大改造之前,毛泽东强调要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三大改造开始到1956年底,毛泽东则更加突出了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其中,始终贯穿着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主线。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哲学自由观之比较

毛泽东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马克思的思想,为之倾服并深入学习钻研,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后苦苦探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的自由观和毛泽东的自由观具有某种源流关系,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由观。我们可从哲学自由观维度,将马克思的自由观和毛泽东的自由观进行比较,发现其内在关系。两人的哲学自由观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可对话性",不过亦有差别。马克思的哲学自由观富于理想主义色彩,而毛泽东的哲学自由观则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第一代与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民群众观之比较研究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毛泽东人民群众思想的新的概括和发展。本文从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具体内容上的继承性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三个方面来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三个代表"之间的异同,从而认识两者的一脉相承关系,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第三代领导集体遵循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毛泽东人民群众思想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毛泽东实践观的当代历史观意义

本文主要阐明了毛泽东实践观对于研究当代历史观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尽管毛泽东十分重视主观能动性在社会规律运行中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由此推论出社会规律具有合目的性的结论。他仍然坚持社会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本身是不可能具有合目的性的。同时,在关于社会进步的问题上,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他明确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的根本条件,非常重视以人性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极力强调通过人类自身努力实现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这样两个目标。      

评毛泽东的农民观

毛泽东的农民观对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于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仍具有借鉴、启示作用。极端重视农民阶级,十分强调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主张紧紧依靠农民阶级,是毛泽东农民观的突出特点之一。由此带来了中外学界在认定毛泽东农民观属性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它究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抑或是民粹主义的?笔者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的农民观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它与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某些认识和主张上的确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吴趼人文化观探微

吴趼人文化观的构成是多层面的 ,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 ,它以体认“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起点 ,以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的思想为中介 ,在吸收和批判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 ,表现出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在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时 ,其文化观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交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沈从文作品中的泛神论成因探析

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承认自己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这一舶来品在沈从文的视野下发生了异变,成为一个独特性的文学史现象。崇尚自由和执著理想是其泛神论的两个成因。一方面,沈从文崇尚自由的天性得益于地域文化、母性文化等的影响,使其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人与自然万物,消解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这为其后来泛神论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沈从文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撞击,把描写“人性最深切的情欲”,重塑民族性格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身境遇特殊但信念执著,更加专注于“人性”的描写和研究。最终导致了泛神论的确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二者的同时兼备,促使沈从文的泛神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     

论初盛唐诗人的感兴观

初盛唐诗人的感兴观有三大特点,即普遍性、个性化和辨证性.普遍性是指感兴观在这一时期非常盛行,几乎所有善于写诗的作家都把感兴视为创作活动的基础.个性化是指初盛唐诗人的感兴观与创作主体的性情、人生价值取向以及生平遭际有着明显的联系,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辨证性则是针对感兴之自然与构思之经营的关系而言,诗人们往往才情性灵和功力苦思并重,使感兴观成为唐代意境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重读俄罗斯文学系列论文之一

重新解读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及其代表作,分两个部分析之一是用传记批评的方法剖析索尔仁尼琴持不同政见的成因、发展和永远持不同政见的全过程,还特别指出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二是通过分析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来一番认真而实事求是的审视.     

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汪曾祺创作道路间断性探因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通过追溯其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发现这位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经历了中国当代大小各种政治运动,不仅创作断断续续,而且“早熟”弄口“晚成”间隔了整整30年。从精神结构上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从创作倾向上说,他是20世纪最后一个京派作家。士大夫的精神心理结构和京派的创作追求与中国当代日益左转激进的政治文化环境发生强烈碰撞,形成了汪曾祺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奇特的创作“间断性”风貌。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论三种社会形态与三种实践观

马克思在 1 857- 1 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也就是在《资本论》草稿中 ,根据人的个性发展状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他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是完全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社会形态”。〔1〕与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与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相一致 ,人们的实践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