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吕氏春秋》中的民与君民关系

《吕氏春秋》所理解的民,是与天同气的群氓。一方面,民愚昧无知,只知逐欲求利;另一方面,民又是与天同气的,民心反映着天心。民是群氓,故必须立百官来治理;民与天同气,故举事必顺民心。民本与君本于是表现为一种循环的逻辑,君与民互为目的,亦互为工具。民心不可违背,但民只能以天为中介间接影响于君。民因为与天同气而客体化了,只是治的对象,不能成为治道的主体。这是《吕氏春秋》中民本思想的真实涵义,它与民主(民治)毫无关系。中国古代的“民本”之说,大抵如斯。     

权威平衡：“臣”之显贵

主要从语言和历史的角度讨论"臣"字的流变.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臣"这个基本字形曾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复合字形."臣"的本义主要和视觉、观察有关,它的引申义则包括坚固、侧面等等.例如,"臣"字有可能是"真"、"肾"的声旁和"卧"的形旁.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国时代的文本中"臣"这一职业的演变.<论语>中的"臣"是尽职尽责的君子,<孟子>里"臣"几乎和"君"地位相当;<荀子>里的"臣"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对君主的效忠;<韩非子>里的"臣"则严格服从于君主.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民贵君轻”说和“民水君舟”说异同浅析

孟轲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况的“民水君舟”说 ,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概括表述。固然有其差别 ,但是他们的差别不在于对人民的态度上 ,或者谁是君本位主义 ,谁是民本位主义。孟荀之说的差别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孟轲是以修正了的天命论即畏天命立论的 ;荀况则是以天人相分 ,天不赏功罚罪 ,事在人为为依据的。民贵君轻与民水君舟说 ,从事实陈述看 ,他们都是以君主为主体的君本位主义下的以民为国之本的民本主义 ,但是从价值取向看 ,多少都有利于人民。因此 ,两说都是儒家人本主义的精华 ,也是我国的优秀传统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先秦儒家对君民关系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诸多观念的变革。就君民关系而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的重民意识,重新对君民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民贵君轻”、“尊君爱民”等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检讨。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评

明代大臣于慎行认为,君主和大臣作为国家的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君主要重视制定法纪伦常、选贤任能、善于纳谏、关心民众疾苦等。大臣要关心国家利益、忠于君主、善于进谏、廉洁奉公等。君主和大臣能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墨子“法天”“听民”的法律思想

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尚同,但是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他认为法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是规矩绳墨,不可或缺;法制的制定要效法天道;还主张赏善惩暴,要俯从社会舆论,注重社会效果,这与法家、儒家、道家都不相同,而且这些观点的提出比法家人物思想要更早,其思想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明代民壮名号考述

民壮是明代民兵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自正统至崇祯,经过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民壮名号发生了很大变化,机兵、快手、打手、杀手等皆系民壮之别称.这不仅展现了民壮的衍变历程,也凸显了浓厚的地域特色.在名号变换的同时,民壮性质也相应发生改变,由最初以丁粮为标准的徭役佥派发展为官府招募,由民兵转化为职业兵.其变化之因,主要与明王朝常备军体制的败坏以及民壮制度本身的衰落密切相关.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按社会情境界定当代中国民俗之“民”

民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范围,在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尤为引人关注。从区分社会情境的角度来界定“民”的范围,可将社会情境分为两种类型:生活情境和公务情境。生活情境中的任何人都是“民众”的成员,生存在民俗模式之中;而在公务情境中,人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契合自己此时的公务人员身份。生活情境可进一步划分为文化背景与现场处境两部分。情境分析法也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民俗研究方法。     

“民主”之“民”辨析

“民主”之“民”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官而言，二是相对于个人而言；因而民作主也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官作主而言，二是相对于个人作主而言。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皇朝是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初创时期,人际称谓"臣"的社会内涵经历了由非等级称谓向等级称谓逐渐演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臣"在用法上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君臣称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与泛化的权威崇拜恰是造成此现象的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     

论老子君民兼愚的“愚人主义”

老子是否有愚民思想,古今学者见仁见智,至今争执不休。事实上老子不仅要愚民,而且还要愚君,他是君民兼愚的愚人主义者。老子愚人目的是希望通过“愚”的手段消除赘生于才智身上的各种伪诈行为,从而恢复人的美好天性。虽然其愚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蕴含有否定之否定的意味,但这一美好动机却因不合时代需求而难以实施。     

“还社会于民”与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

"还社会于民"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必须建构的社会运行体制。其从静态上看是一个"以人为本,社会中心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权利架构和管理制度,从动态上看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利不断回归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之间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不断互动的过程。当前"还社会于民"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始终面临着一些社会基础秩序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制度、发展经济民主、积聚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治理(善治)"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