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原因探微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聚讼不已的公案。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结束了这场公案,而且凸现出同光体与南社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在诗学风格上,同光体诗人多关注诗歌的终极性关怀,而南社注重诗歌的当下性意义。在诗学理论思想上,同光体诗人则多倾向于以儒学经典为其诗学根柢,因而多尊孔,而南社内部宗唐诗人许多倾向于墨家思想。因而,在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影响下,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由最初的诗学论争,逐渐演化为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     

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论南社诗人姚鹓雏的诗论和诗作

姚鹓雏是南社杰出的诗人，也是南社唐宋诗论战的当事人之一。本文对姚鹓雏的诗论和诗作进行了论述，主张学术界应当给姚鹓雏以应有的地位。     

说晚清诗

晚清诗由龚自珍首开风气 ,之后出现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诗人 ,成为晚清诗坛的革新派。革新派之外另有一个宋诗派 ,但成就不大。戊戌变法前后适应时代的需要 ,产生了诗界革命。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和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则是诗界革命的理论家。同光时代另有湖湘派、唐宋派和阵容甚大的“同光体”派。到清朝的结束 ,秋瑾和南社诗人 ,以他们的革命诗歌成为清诗的奠后。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绿玉青瑶曾浩歌——南社诗人陈去病简论

中国古典诗歌诗、史互证的传统具体到诗作者及其诗作品来说就是人、诗互文,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在陈去病那里、尤其是他南社时期的诗歌创作活动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高燮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初探

高燮在南社中是较有诗学根柢者,对诗之本质与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对诗学承传与宏扬抱有热诚希望。其诗学思想主要有：诗能影响政治;诗人要有真性情,但要防“率”与“浅”;诗人要有学问,方能彰显文采;诗之外要有事;才与学相互促进;还须讲究法,法依赖才,才来自学;诗言难言之隐,难尽之情;诗语言力求雅驯;关于学诗途径,反对家数之说：以理性态度正确看待同光体。这些见解大多数是针对南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与缺失而发的,表现一位学人应有的正直品质与独立思考的勇气。高燮的诗内容广泛,感时诗哀愤沉著,山水诗清爽飞动,咏物诗寓意深沉,咏怀诗沉郁绵邈,题赠诗亲切真诚,缅怀悼念诗沉挚悲郁,莫不真情朴茂。既有渊雅格调,又有时代气息,合唐诗之雄放、宋诗之峭健为一体。峻洁而无尘滓气、蔬笋气,清雅爽净。     

千载有余情——从南社诗歌看唐代游侠诗的足迹

南社诸子游侠诗的写作与唐代的游侠诗相互辉映 ,对照之下 ,笔者发现二者颇多相似之处 ,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相异的游侠诗风貌 ,站在唐代游侠诗的研究基础及目前研究旨趣的南社之间 ,本文试图找出二者相载相承及其各自发挥的天空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南社解体原因新探

南社解体,论者多把唐宋诗之争看成是主要原因。事实并非如此。南社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三个方面:1.民国建立和袁世凯毙命,南社民族主义和几社复社的文化精神已完成了历史使命。2.新文化运动的冲击。3.柳亚子等人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南社解体的最深层原因。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决定了南社的"诗争"不能正常进行,也影响了以后对南社的评价。     

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异同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派”取得了共识 ;创作上 ,南社依然保留着“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痕迹。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诗界革命派”否定固有的诗歌传统和文化学术传统 ,企图通过建立新的学术根基 ,创作出输入西学的新诗。南社则选择了复社几社复兴古学的文化精神 ,诗宗唐音、词尚五代的审美趣味 ,以及用诗歌反清排满的社会功能 ,它们互为表里 ,显示出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同中之     

南社诗人为什么喜用旧体诗？

南社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革命文化团体，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为代表的进步文人，极力鼓吹反清革命，并且积极主张文化革新。这批文化人中，以诗人居多。但是，南社的诗人却喜欢写旧体诗，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南社的诗人也极少用白话作诗，对新体诗似乎不感兴趣。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论英语图像诗的流变

诗是既吁求于眼又吁求于耳的艺术,诗人总是想把最好的词语放在最佳的地方。在英语诗歌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图像诗,在中世纪的英国诗人中还出现了一股创作热。20世纪初期爆发的自由诗革命和意象派诗歌运动使诗的形体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图像诗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代表诗人是威廉斯。20世纪中叶以卡明斯为代表的具象诗人将图像诗创作推向了高潮。图像诗在英语诗歌中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以诗行排列成图案的“形体诗”和以字母的巧妙布局呈现出诗的意义的“具象诗”是英语现代图像诗的两大代表。     

论南社中的湖南醴陵诗人

湘籍南社诗人以醴陵人为主,宁调元、傅熊湘以及醴陵三刘对南社的发展作有一定的贡献。他们的诗学与诗创作也取得较大成就。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南社湘集为保持传统诗文的地位,与新南社针锋相对,对过激的文学主张未尝不是一味清凉剂。     

唐代文人饮酒诗中的诗酒情缘

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又是一个酒的国度，美酒与好诗如胶似漆融于一体，创造了中国诗与酒的文化史。诗人们或以诗酒解愁，逃避现实的苦难；或以诗酒自娱，沉溺人生的享乐；或以诗酒寓怀，感慨生命短促的悲凉和无奈；或以诗酒为志，实现人生别样的追求。     

当代新诗人极端重视诗形建设的个案透析

当代中国诗人,特别是台湾诗人,普遍重视诗的形体,创作出了很多图象诗杰作。现代汉诗表面音乐形式的缺失造成的形式美的减少需要通过对视觉形式的加强来弥补。汉字视觉价值和汉语的多义性都有利于汉语诗歌的图象诗创作。但是不能极端重视诗的形体建设,过分强调现代汉诗是视觉的艺术。     

南社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研究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南社刘成禺记载袁世凯帝制史事的咏史诗专著。《洪究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在前二书直接启发下创作的,其亦史亦诗的体例,群体共构史识的方式,在野独立与当权者离心的姿态,以诗存史的精神等均秉承二书而来。《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因容纳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且以嬉笑幽默出之,自具风格,在咏史诗史及南社诗歌史上也别具光彩。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