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经验与反思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体现为“六个结合”:理论创新上“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理论武装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取向上“真理”与“价值”相结合;理论表现上“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理论功能上“大众化”与“化大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大众意识的迷失”、“大众魅力的旁落”、“大众情结的淡漠”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一旦缺乏了掌握大众的意识,吸引大众的魅力,心系大众的情结,又如何能“大众化”呢?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王夫之天命观及其理论创新

王夫之在天命观上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在“何者是命”的问题上,认为天命可分为“德命”与“福命”两种;在“天怎样命”的问题上,提出了“日日有天命”的思想,并在“如何对待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凝命”和“造命”的思想。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德”的镜像：老子思想解读

在道家代表性人物老子思想中,“德”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从哲学层面解读老子之“德”,如同打开了一幅层次分明且内涵丰富的“镜像”。首先,本体论意义上的“玄德”是万物得道以生成的内在基础,于人即得于道的“性”;其次,方法论意义上的“修德”,圣人体道修“德”的目的是“修身”乃至“修天下”;最后,伦理学意义上的“上德”,“上德不德”,在社会中具体展开为仁、义、忠、信等德目,这些德目均具有复归“上德”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透过老子之“德”的镜像,既能深化对道家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社会科学

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蕴涵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思想解放的巨大力量。就主要之点而论,邓小平的理论完成了观念上的“四个破除”和“四个确立”。一是从理论上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观念,确立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二是从政治上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三是从经济上破除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四是从国际关系上破除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机械论观念,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基本主题”的新的战略眼光和外交路线。     

甲骨文考释三则

此文对甲骨文中的三个未识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辑佚》398上的“■”应是“安”字,并通过考察“■”、“■”、“■”三者的用法,认识到在甲骨文中三字应是一字之异体,皆应释为“安”;《辑佚》450上的“”应是“乎■”二字之合文;《辑佚·附录》8上的“■”应是“艾(刈)”之异体。     

新中国70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法治中国”的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却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实践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经历了由“公共权力导向型”走向“公民权利导向型”的过程,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体现四个趋向：立法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执法上由“以法”走向“依法”,司法上由“感性”走向“理性”,守法上由“他律”走向“自律”。     

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

一、刘再复“文学主体价值观”的实质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应该说是从“五四”文学变革的水准上大大地后退了的。他不但丢弃了“五四”时代的进取的历史主义精神,丢弃了“价值重估”中的初步的辨证法态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比“五四”时代更为落后和消极。     

论《胡雪岩全传》多重交错的主题模式

《胡雪岩全传》运用了多种主题模式,在官场上,运用了“宗派对立”和“官民对立”的主题模式;在商场上运用了“华洋竞雄”的主题模式;在情场上,运用了“中介婚恋”和“嫖娼纳妾”的主题模式。这些主题模式的交错运用使系列作品形成空间网状结构,全方位地展示了主人公的活动,从而揭示了人物悲剧的多重性。     

试析《淮南子》中所见的"法"

《淮南子》继承了先秦各家关于“法”的理念,并根据自己的人性论与历史观为“法”注入了新的理解:在法的起源上,主张“法生于义”;在法的功用上,主张“法者,所以禁君使勿擅断也”;在法的局限及其补救上,主张“法必待圣而后治”。     

论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

本文集中而较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坚持“务实”与“务虚”的辩证统一。一是明确“务实”、“务虚”的内涵界定;二是阐明国外学者在研究邓小平“务实”与“务虚”问题上的局限性和偏见;三是肯定国内学者对邓小平“务实”思想的研究成果;四是重点论述邓小平关于“务虚”的思想观点;五是论证了邓小平是“务实”与“务虚”的统一论者,从而说明,邓小平不仅在“务实”上功勋卓著,而且在“务虚”上有着丰富的思想和远见卓识。最后指出研究邓小平“务实”与“务虚”的重大现实意义。     

如何区别像与象

“像”,“甲像乙”。“象”,“乙象甲”。究竟是“像”还是“象”?这两个常用字正面临使用上的大混乱。根据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整理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说:“像”与“象”的使用变化,应追到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中,把“像”与“象”合并了,“象”作为“好像”等意义上的“像”的简化字。“方案”规定,“像”字只在特殊情况下,如“人像”、“画像”的意义上才用。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委发布了《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指出:“原《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像’不再作‘象’的…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哲学:由“对象”决定到“功能”引领

“功能”决定“对象”并引领着哲学的主题 ,这是哲学发展的趋势 ,并在当代哲学发展态势中被验证着。随着哲学的关注点由“对象”转化为“功能” ,在功能的引领下 ,现代哲学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僵滞体系 ,使哲学出现大分化的景观。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意义 ,是在“功能”决定“对象”的趋向中发生的。在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这一实践功能中 ,马克思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以及现代哲学的超越。在当代 ,“功能”引领着哲学起舞 ,“对象”逐步成为四分五裂的“碎片”。从趋势上看 ,“功能”引领将使哲学形成特征上的“人化”、内容上的实践化、对象的现实化以及形态上的发散化等特点     

“同一性”的理论与检讨——以法哲学为例

本文通过悬置哲学“同一性”的实际性存在,以哲学合法性存在的“目的”规定论证了哲学“同一性”的规定性存在。并且借对“‘形而上经过’不可超越”的强调,否定了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假想。而通过“同一性”对法哲学在法的形而上学抽象上的伸展的“实证”检讨,使“同一性”在“实践”上获得了肯定。     

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

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与西方 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 ,都顺应历史演进的规律而将价值目标指向“民主”。但由于中西“文化元精神”的歧离与启蒙境遇的差异 ,双方的“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就存在着层次上的差距。在中国 ,即使最彻底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 ,也只是在“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理据上扬弃了作为“君道”的民本思想 ,并未对君主专制制度作根本的否定。因此 ,中国启蒙学者对君权的批判 ,只是在“解构”的视角上可理解为有“民主”价值 ,但在“建构”的意义上 ,相对近代“民主意识”尚有相当距离     

终极关怀观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

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 ,黑格尔的价值思路对马克思具有诸多启迪。但从最终的理论成果看 ,马克思毕竟超越了黑格尔。这具体表现为 :在终极关怀的依据方面 ,马克思以“内在于个人的实践整体结构”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整体凭借” ;在终极关怀的主体观上 ,马克思以“现实个人本身”取代了黑格尔的“源于绝对精神的人类集体” ;在终极关怀的实现问题上 ,马克思以“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否定了黑格尔的“个人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究其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立足于“人类解放”的思维路向 ,确实在质底上胜过了黑格尔“国家整体主义”的价值旨趣。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关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范畴”一词考释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范畴”这一术语,并建构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整、完备的范畴体系。然而他所理解的“范畴”以及范畴理论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尽相同,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在我们看来的许多最普遍的概念,最具有辩证法色彩的范畴,如“一”、“多”、“运动”、“静止”、“相同”、“相异”、“对立”、“先于”、“后于”、“原因”、“元素”、“部分”、“全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