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前期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政策

安多藏区有着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更具有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区域功能.文章通过对清代前期实施于此处的藏传佛教政策"威德"两方面的考察,可知其政策形式上虽然万端变化.但"宗旨"不变,即,便于其有效地管理藏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师道的坚守与弘扬——《岭南师道文存》总序

<正>中国高等教育的总纲领和最高信仰,是"大学之道"。《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大学之道,当由"师"来担当与传承。故大学之道,乃师道之本原。孔子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文化源头上的第一个"师者",正是这位至圣先师,开创了中国"尊师重道"的伟大传统。后世曰"师道尊严",其尊其严,全在中国几千年教育文化的理想品格和其神圣追求上。因此,师道     

明清贵州屯堡设置与族群文化传承史略——兼论羌族村寨灾后重建

明清时期贵州实施大规模屯田,特殊背景下设置了众多屯堡,使屯堡村寨和当地"夷寨"族群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藩篱,客观上却促成屯堡村寨和被屯堡隔离一隅的"夷寨"族群各自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传承动力,从而留存下一批宝贵的民族村寨文化遗产.这一史实,引发出对当今羌族村寨灾后重建的思考,即主张推行"新屯田制".以解决5.12特大地震对国土资源改变而带来的土地产权新问题,又适时地建立起一种相对的文化"隔离机制",减少羌民族与外界的频繁互动,让羌文化在修身养息中恢复元气.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家园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这不是由于党员个人的原因,而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虽然不是纯粹的信仰团体,但具有信仰的属性,它对自己的党员有信仰上的要求。共产党人的信仰即"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可称为"人民主义信仰"。这一信仰具有久远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相伴随,并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包括4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信念、自由而全面的人生追求。其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信念是这一信仰体系的两个焦点,这二者的结合即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精髓或灵魂。在当前的中国,在阐释共产主义信仰的内容时,应着重强调为人民服务根本信念的信仰意义。     

"神道设教"的现象学视域

任何意义上的"设教",总已经是由对神道的源始"信仰"所奠基的,前者任何时候都不过是后者的脱落形式.换言之,只是因为诉诸信仰之此在,依托于信仰的生存境域,圣人才可能在领有信仰的光辉中分享神道的神圣性,从而真正实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乃中国古代文明最源始也最隐秘的生存方式.在这几个字中,流淌着王道的合法性之根据,蕴含着圣人的神圣性之滥觞,隐匿着整个意识形态延绵运作之秘密.     

文学的主体间性解读

主体间性解读,即主体之间以文本为中介展开的交流与"对话",它代表着当代文本解读的合理走向.这种解读包含完备的"运作之链",在这条"运作之链"上,主体间的"对话"会相应地产生三种解读结果,即"趋同"、"悖逆"和"超越","超越"是解读的理想化状态.     

惠及凶神恶煞:一种民间宗教态度"——大理周城白族村田野调查系列"之一

在大理周城的白族村民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民间宗教态度,即"惠及凶神恶煞",本文提供了"善请火神"、"敬拜罗刹"、"供养蟒蛇"三个田野调查材料.这种民间智慧是一种高明的"驭恶"与"用恶"之道,它的别出心裁的分类逻辑、达成和谐的良好路径、包容"他者"的文化态度皆给予我们当下文化建构以有益启示.     

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诚意正心之要”解析

宋代理学家建构起一套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天理"即是信仰的"本体","诚"的境界与"天理"本体是同一的。因而"诚意"不是知识体系中的问题,而是信仰体系中的问题。"诚"很难体会和把握,学者只能由"敬"以通"诚"。"敬"是"敬畏"之意,即对于神圣之物的畏惧。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一书中讨论"诚意正心"问题,重在"崇敬畏"和"戒逸欲",其本质上乃是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     

安定卫的残破与部众迁徙觅踪--兼论安定卫与裕固族形成的关系

明代安定卫的残破和裕固族形成有密切关系.安定卫残破后,卫众分为三种情况东迁、流徙(流浪迁徙)一是被亦不剌等裹胁,随同其活动,最后定居于青海、甘肃天祝等地,融入土族;二是依他卫居牧,随他卫东迁;三是东迁肃州南山一带.其中以"红帽子"见于史料的安定遗众,源于蒙古族,属四卫之"阿真"部,明代史料称为"阿骄",先是被土鲁番"收捕",后东迁至祁连山,与嘉靖七年东迁之罕东左卫帖木哥等部发生冲突,迁居皇城,被入青之套部蒙古裹胁,在青海一带活动,最后融入土族.其居住在肃州南山的一部,明代史料称为"哈剌秃",成为裕固族之一部分.裕固族"大头目"家非安定王系,姓"安帐",并非源于安定卫之"安定",也非"罕东"之音转.     

论江总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学表现

南朝江总被称为"一代辞宗",南朝佛学之兴盛、帝王之殷情佛法、家族之好佛思想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玉成了江总的好佛倾向.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江总佛释诗写景与佛理互相融释,显示出幽静舒缓的气韵.对江总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对南朝士族既信仰佛释又重声色之矛盾行为提供研究借鉴.     

"太虚即气"之"即"当为"是"义考论——对牟宗三解读的反思

牟宗三将横渠"太虚即气"之"即"诠释为"不离之即",引发了诸多争论.无论考之于用字习惯、理论目的,还是历史阶序,这个"即"都只宜断为"是",意即"太虚"就是"气",将横渠学理定性为气本论,在学理上没有违和感.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知行分离的形上根据——论《论道》中的“幾”与“数”

在金岳霖的《论道》形上体系之中,"幾"表示"能"之"即出即入"于"可能",是世界将要变动而未变动的那个时刻。"数"相待于"幾",表示"能"之"会出会入"于"可能",即变动的总会发生。"幾不可测"而"数可先知",表明"幾"不可知而"数"可知;就相关于个体的幾和数即"运"和"命"而言,"运可改造"而"命不可逃",表明个体之幾是行动的对象,而个体之数不是。因此,个体就陷入"知而不行"和"行而不知"的两重困境之中,而这两重困境是同时发生和不可调和的。这使得《论道》为知行的分离提供了一种新的形上论证。     

论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

哲学这门学科之所以被称为"哲人之学"或"智慧之学",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功能.文章从素质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核心,两个重点",即以政治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要求出发,论述了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的、根本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藏区天葬仪式文化根源探析 ——兼论汉藏“彼岸”共融研究

西藏的天葬和汉地的土葬,在形式上有诸多的不同。天葬的灵魂观念归宿于天,在那里获得"中阴得渡"的状态;当下汉族人的土葬灵魂观念一般归于土,体现生于土归于土的终极意义。一个是属于天的灵魂,一个是属于地的灵魂。天葬要做人生的最后一次"施舍",取得进入"中阴"的资格。土葬的观念中一定要保持尸身完整,以便灵魂来临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依托身体。这样的天地灵魂却在新都桥的一个藏族天葬台内共居,一边是上天的"解尸坛城",一边是土葬的坟茔。这种天地灵魂共居在四川的藏区是特例,但这里的灵魂共居还透露出两种文化背景:一是汉人信仰藏传佛教后进行天葬;二是藏族人认同土葬,并且埋葬后与汉族的坟茔并列,反映了川藏地区汉藏文化的交流共融发展的良好关系。这样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发展研究,在民族学上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文明包容、交融、发展的特例研究。     

蚕丛考

蚕丛氏作为擅长养蚕制丝的部族,即以蚕而得名.蚕丛之"丛"应读为"宗",蚕丛氏实即蚕宗氏,和河宗氏的命名方式一样.蚕丛氏大约在夏代就从岷山辗转迁徙到达成都平原,成为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纵目,而我国文献记载上的纵目之人和昆仑(岷山)关系密切,他们应当是岷山地区的古部族共同的信仰.三星堆的纵目神像为鱼凫族的信仰,而鱼凫族同样源于岷山.     

"镇墓兽"源流考

本文从全面搜寻古代典籍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了战国楚墓出土文物"镇墓兽"的真实名称与身份,认为"镇墓兽"即"坟羊",应为"幽都"主宰,即死亡和毁灭之神,其巫术神话衍生物有"夷羊"、"土伯"等,其原型应为麋鹿,其产生年代不会晚于殷商,为上古墓葬中的厌抑之物.     

彝、汉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解读

现今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人祖庙"也许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的供奉洪水遗民两兄妹之"人祖庙".彝族的传统文化本无宗庙、无偶像.开远彝族地区却出现了兄妹"人祖庙",并以庙会形式对两尊人祖石像进行祭祀,显然是明代以降彝、汉民间信仰圆融的结晶.调查表明,历史上开远彝族及周边地区之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呈密集分布,并曾一度续存着将洪水遗民两兄妹视为人类始祖的信仰,与中原地区对伏羲女娲的人祖信仰与祭仪有着某种相似性.     

证人社二次"别会"与晚明浙中王学讲会之分合——兼论黄宗羲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证人社是晚明浙中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因为主持者刘宗周与陶奭龄的学术分歧而曾有过二次"别会",也即崇祯四年的"白马别会"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学界则多有将之混淆误解。十多年间,两派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发展出蕺山、姚江两大心学学派。其中陶奭龄对讲会活动较为积极,而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因为学术多有发明而影响深远。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关于"白马别会"的记载多半有误,就证人社讲会而言则参与极少,且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物自体”：认识的界限与本体的涅槃——论康德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继承与开拓

康德的"物自体"理论一方面确定了人类认识的界限,把认识论中的问题规定为人类的认识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物自体",即人类如何来不断突破认识的原有界限;另一方面在本体论中则从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逐渐转向追问世界的意义是什么,从而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自他之后认识论才真正成为挑战人类知识极限的精神奥林匹克;本体论才真正成为思考人类存在意义的信仰之维.     

藏族历代著名学者暨高僧大德简介(二)

贾曹杰·达玛仁钦,于藏历第六绕迥的木龙年(公元一三六四年)生于后藏娘堆地方。 他从小随乃宁巴·仁钦坚赞出家为僧,依噶希巴·让多、萨迦·会达哇等为师,聆习各种显密经典,博通诸理。随后,在萨迦、桑朴、泽当等地寺院中学习十部大论,与绒敦·释迦坚赞、克钦·优巴等萨迦派诸大贤者辩经获胜,声名为之大振,并获“噶具巴”之称。此后不久便成了宗喀巴的上首弟子。在他五十六岁藏历土猪年(公元一四一九年)时,宗喀巴圆寂。此后,他便接替宗喀巴继任甘丹寺第二任法台,贾曹之名号即由此而来。他在任甘丹住持的十三年间,“大师一切弟子皆奉之与大师无异也”(《西藏民族政教史》)。致力于佛法的讲授、辩论和著述,嗣后让位于克珠杰·格勒巴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