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质疑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律调整目前在中央层面上还是立法空白,但一些地方率先已有一些零星立法。从这些地方立法中我们发现,关于行政决策作出的模式几乎都采取集体讨论决定。这一模式可能有它优越性的一面,但依行政权行使的特性、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程序的法治要求等而论,应当说都是不契合的。它会降低行政效率、纵容行政懒政、淡化行政程序、制约行政问责。为此,我们认为,行政决策的作出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但不能够由集体进行决定;可以让相关主体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但参与权并不等于决定权。     

程序法治的困惑与选择

程序法治在今天或许已并非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因为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建立。程序法治是权利与司法公正的保障,违反程序法治会侵害人权。然而,遵循程序法治也会付出代价,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冲突和矛盾,坚持程序正义有时造成实体正义的牺牲。这就产生困惑,那么我们应如何选择?我国的法治状况要求我们须坚持程序法治,制定并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如何作出应有的法律思考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全文从如何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意识、如何加强与完善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和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如何把握初级阶段法律建设的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法律思考。文中对全国普法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就“法学幼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在法制建设中既要反对滞后立法又要防止超前立法,认为超前立法与超前立法意识不是一个概念;在分析了法律数量上的度、法律规范上的度和法治程度上的度后认为在初级阶段,以人治配合法治并促进法治从而为走向法治创造条件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中国判例法援用的可行性分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判例法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并非没有判例法传统,古代法律中也有类似于判例法的制度和原则.判例法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弥补法律漏洞,填充法律空白.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存在着判例法生存的空间与土壤,因而应改变过去对判例法的看法.判例法并没有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是在严格权力运行程序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回归.应该在成文法框架内,确立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确立"程序本位"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程序本位理念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坚持以诉讼过程 ,而不是以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理念。这个理念依据于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过程本身对结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树立程序本位的理念 ,是因为程序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 ,程序本位连接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且有针砭时弊之效。当前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不仅具有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引进和传播程序过程、程序正义观念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强调现代程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推进当前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意义     

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抽象的法律向具体个案裁判转化的过程 ,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 ,该过程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其间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约束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衡量等因素 ,而个案裁判是这一过程呈现的最终结果。因而为使判决具有说服力 ,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就十分必要 ,这是满足判决正当化 ,实现法治所必需的 ,也正是我国审判改革的重点所在     

论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要完善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提供保障;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法治和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治的观点来透视依法行政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在我国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法治的原则 ,包括人民利益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平救济和道德生成原则。符合法治理念的依法行政是这些原则的普遍化。由于依法行政的深入 ,为人民服务因其政治学和法学的意义及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成为我国依法行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行政控权因其法治的本质特点成为依法行政的根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平等成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     

论我国实现法治的基础

在以往的有关法治的论著中,对于“法治的实现”这一问题,大多未予充分重视,尤其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具有实现法治的可能,或是不涉及,或是只抽象地作一些理想化的论述。本文着重从法治思想的成熟程度、法律的完备程度以及社会接受法治的程度这三个方面,对实现法治的基础作了论述。作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法治理论;我国的法律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使人的个体的发展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平等、民主和法治尚未成为人们普遍的观念,同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重礼治而轻法治。因此,法治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加以冲击。这些因素决定了法治的实现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模式选择与变通

本文探讨美国行政立法程序的不同模式选择和程序变通的界限,以及司法审查在保证行政程序合法性过程中的适当作用。美国经验显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行政政策的制订能够有效地调整不同的社会利益,并在发展实体规范的过程中考虑所有相关利益。由此推出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尤其是行政决策在程序上的透明度,包括行政规范的及时公布、程序公开、说明理由、行政决定在事实与法律上的逻辑关联。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组织机构视角下国际海底管理局造法活动研究

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开展要求国际海底管理局制定相应的规则、规章。对管理局以往规章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局造法权力的行使呈现出与法律文本要求不同的面相。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为了名义上的规章拟订者,大会的权力虚置,理事会决定了造法的进程和关键内容,秘书处为顺利造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专家则提供了充分的辅助。法律机制设置、机构的不同特性和国际海底区域事务的专业化是造成这种权力格局的原因。对我国而言,应利用现有基础,深度参与造法;补"短板",全面参与造法;同时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双向互动之下,加强对中国国际海底区域活动者的保护。     

略论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合法性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决策主体的法治思维是保证决策正确、预防决策风险的必要条件。在行政决策中运用法治思维意味着决策主体要有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谦抑的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的决策习惯,具有服从法律裁断的理性精神以及承受决策责任的应有担当。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推动文化发展的法治自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央全会对文化建设与发展进行专门研究和作出全面部署.其中,《决定》十分突出地强调了法治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及相应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法治自觉.     

论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精神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的中国法制在逐步健全，人们已经认识到人格、身分的保护在某种角度上说，比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要。长期以来，关于精神权利损害赔偿也是法学界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人格、身分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产权领域，是否也存在着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呢？本文即首先就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并且就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特点以及我国关于这方面法律规定的缺陷等问题进行探讨。一、精神损害的含义精神损害主要是体现在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民事人身权的过程…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

法治文化奠定了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重视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培育城市法治文化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法治文化的关键在人。在建设城市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并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