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为“少数”而固步自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学史”中被边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示学界需要践行一种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来适应时代发展,“大文学史观”以“一个中心、三层视野”为框架：一个中心即以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三层视野即以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三重研究视野,关注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一体性、全人类性。通过三层视野建构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层级较为完善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依此“大文学史观”,将多民族文学置于民族共性、文化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坐标中,提炼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原创·互融·多元——当代藏语文学的传承创新发展

当代藏语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展示中国文学“大文学观”的重要内容。藏语文学承接1400余年的藏族书面文学传统,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特性。新时期以来,当代藏语文学出现的一批优秀藏语文作家,他们能同时用藏汉、藏、英等多种语言文字创作,且有意识地采用现代藏文进行创作,使藏族原有的格言诗、寓言小说、说唱文学等传统文体得到传承、创新和发展,受到藏、汉、英等多语言阅读世界的关注与研究。藏语文学自身携带的古老的诗性智慧,从慈悲利众到诗意浪漫,作品充满情感力量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将藏语文学创作的“地域研究”和“族群个性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需要不断拓展藏语文学的边界,以建构多民族共同体诗学。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地方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涵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是展示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窗口。地方博物馆不仅具有收藏、教育、科研等重要价值,也具有显著的动员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是地方与国家相互呼应、小社会与大历史互为参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守望相助、具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记忆之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类历史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三交”内涵显著的多民族共享活态符号,也可以充分调用为鲜活的叙事资源。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元明清时期中国多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及其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互鉴发展，形成了唇齿相连、难以分离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元明清是中国多民族大交流、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十分频繁，具有双向互动、双层兼备、互鉴创新的特点，相互间传播、吸收与借鉴，既涉及食材、饮食品种等物质文化层次，也涉及饮食习俗、制度与饮食思想等非物质文化层次。同时，它们的交流交融具有双重作用，既是各民族饮食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发展的助推剂，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走向辉煌，也从饮食文化这一独特领域有力地助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牢固与壮大。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湖南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逻辑研究

族谱是书写族群共同记忆的文化实践,湖南桃源回族在其编修的族谱中将英雄祖先的事迹、军事移民的历史、忠孝爱国的价值理念融入族谱的叙事表达中,呈现家族肩负国家使命迁居到湖南军事要地常德的漫长历史,将地域生活实际和家族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表达家国命运同构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华民族的忠孝爱国精神。通过守望相助的民族互嵌叙事,体现多民族互嵌地区回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生活图景。研究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体例、叙事动力和叙事情节,呈现回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通过族谱叙事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展现少数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民族民间文艺视角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作和传承了类别丰富、形态多样的多民族民间文艺。多民族民间文艺诞生、传承于和谐的家园共同体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向。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将守信修睦、情同手足、彼此交融、血脉相连作为价值理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与体现。从多民族历史实践和生活现实的视角审视多民族民间文艺,萃取多民族国家认同资源,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脉络

中国各民族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多民族同源”的叙事,其母题类型主要是多个民族为“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物”所生的兄弟姊妹。“同一个母亲”和“同一个物”成为连接相关民族的同一源头,而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又成为连接其内部之间手足关系的精神纽带。“多民族同源”母题类型的神话叙事,显然包含着“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最初的朴素思想意识,并且这一同源叙事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从神话走进真实的历史和现实。那么,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和真实历史怎样,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研究前沿综述

民族主义思潮是改变中国历史上各类差异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民身份的确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主张经过了从汉族国家、同质化国家到多元一体国家的递进性转变,反映了国人在构建民族国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地方社会在撕裂中实现着重构、整合。近代中国的民族与地方社会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国族构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浅谈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一些以移民为 主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上百个民族居住,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处理多民族或多族群关系的过程中,从民族或种族歧视、同化政策逐步走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使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断发展。多元文化政策作为一项政府的民族政策,起源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得到发展。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共命运性的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与文化发展意涵,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与实践方向,对于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质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初步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该体系初步具备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以及理念宣示、政策宣介和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功能,对于破除西方媒体制造的虚假、扭曲、片面的民族刻板印象,树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在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基础上,以破立并举的勇气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积极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藏舞的在地化：城市民族文化的交往、发展及其文化生态壁龛——基于成都市双流区的田野调查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伴随着甘孜藏族人口向双流迁移,藏舞由甘孜藏族铭记家乡的“地域性”文化实践,逐步发展为甘孜藏族“跨地域”的民族文化现象,并最终成为多民族共舞的城市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事务。藏舞的参与人员、舞姿、功能、内涵等方面均发生了改变,在城市实现了在地化的发展。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历史文化条件、各民族主动交往的民族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文化合谋”的现实社会环境,共同建构起藏舞在地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新的藏舞是城市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成果,也是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实体,对于推动我国基层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及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视域中的文化冲突与多民族书写——论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两个维度

新世纪藏区社会日益多元的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基质的现代开掘,以及多民族交融的不断深入,藏区藏族作家在不断超越过去封闭性、本位性较为明显的创作传统时,试图在现代多元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构建更为深广的文学意义.基于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现代性视域的构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新的纬度——聚焦现代意识烛照下的文化冲突,构建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图谱.     

近代“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社会史写作趋向——兼论民国时期王桐龄等人之四部《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史学危机”表现在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的狭隘和偏颇,史学转向意味着关注社会、普通人和边远民族“民族”叙事的社会史写作新趋向。以王桐龄等人撰写的四部《中国民族史》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时期社会史写作围绕“汉人主体”,通过描述古代中国各民族相互抵触、排斥、同化和融合的多元、复杂历史实践,展示、证明和解释了中华民族为“血统”与“文化”的“混合体”这一社会事实和历史性结果。如此,社会史写作趋向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民族志诗学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教民族作家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志诗学特征.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与之有着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民族志诗学所彰显的民族性和异质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其中历史追忆和文化忧虑成就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价值;但是,民族志诗学中的民俗叙事在新的消费语境中却沦为市场炒作的消费符码.这也袁现出现代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言说立场和文化表达上的悖论处境.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